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大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本文在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构建包含投入质量、生产活力和产出效能三个维度共40项指标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CRITIC方法对全国30个省份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对应分析、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全国及三大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持续攀升,但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偏低;第二,各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劣势各异,人才质量是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第三,新质生产力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不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正确识别关键症结,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如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以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议题。现有研究集中于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却鲜少解析动态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内在异质性和关联性,以及二者在数字化赋能进程中的协同作用机理。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能力-绩效”逻辑,以A股上市制造企业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Bootstrap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驱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2)动态能力(机会感知、学习吸收、资源重构能力)和创新能力呈现双重传导机制,在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多条路径,动态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内核动因;(3)环境不确定性抑制了机会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但对资源重构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企业有必要加强对外部环境的警惕和实时监控。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启示。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束缚成为我国打破美国科技封锁和实现国家崛起的理论和实践战略问题。本文从概念、内在结构、突破路径与机制对关键核心技术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发现主流创新理论与技术追赶理论均未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专门研究，国内创新领域对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五个研究缺口：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概念混乱，对本源问题研究十分不足；二是底层逻辑的研究十分匮乏，尤其对关键核心技术微观结构及演化机理的研究更为匮乏，尚未打开关键核心技术黑箱；三是鲜有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路径与机制研究；四是宏观突破路径及机制研究有待丰富和深化，尤其缺乏多情境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机制研究；五是研究文献没有脱离主流创新理论范式。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不足缺口，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与框架，即建立基于中国情境下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理论。

    刺激企业生产模式颠覆的数字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的绿色发展同等重要。然而，关于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在何种环境条件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存在争议。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分位数分析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内生性处理支持此结论。(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吸收能力和增强内部控制的手段来刺激绿色创新。(3)行业异质性分析指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显著而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不显著。(4)外部情境检验表明，强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绿色创新，而弱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不显著；随着外部绿色金融水平的提高，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数字化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方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在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替换变量等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据生产要素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优势，可以帮助与供应商和客户距离较远的企业以及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数字化是成长型企业或中小企业塑造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重要支撑，能够迅速帮助他们脱颖而出。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投资效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拓展客户资源、增加创新能力的方式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数字化转型而增加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地位。本文研究不仅为学术界、实务界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作用于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在随着数字化转型而提高后会产生何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流程和创新模式，为企业整合信息进一步开展双元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注意力基础理论，梳理了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双元创新绩效的机制，理清了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014—2021年93家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的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对企业数字化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越高，企业数字化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对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越高，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本文不仅填充了企业数字化影响双元创新的理论空白，还为企业数字化和构建多样化研发联盟的创新协同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和管理启示。

中国式创新正经历“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的关键时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对中国式创新产生了颠覆式改变,成为加速中国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创新生态为基础,遵循“技术赋能-要素制约-路径实现”的演进思路,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1)界定了中国式创新的显著要素特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本土市场为应用场景、制度创新为驱动力、完整产业基础为依托、区域要素联通为突破、用户价值为导向和快速决策为方式的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机制;(2)剖析了中国式创新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基础研究人才不足、技术成果商业化困难、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可持续等;(3)提出了以异质性、多层次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抓手,政产企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助推中国式创新提质升级的实现路径。本文对于中国式创新理论和实践以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配置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 QCA、NCA 和DEA 方法,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单个前因条件均不可作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通过联动组合的方式协同驱动;(2)识别出4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路径,包括:“数据要素驱动的基础前沿创新”模式、“数据要素驱动的企业-用户共创” 模式、“数字政策驱动的用户开放式创新”模式、“数据要素-数字政策共同驱动的多元协同创新” 模式,其呈现出非对称性的“殊途同归”特征。(3)企业应用创新能力薄弱是限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黑箱”,为我国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推动产业变革和创新中的作用变得尤为关键。尽管已有文献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对深层次分析和理论框架的构建仍有较大空间。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系统文献综述法，对2001—2022年间发表于UTD24和FT50期刊的103篇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研究主题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得益于政策环境的完善，为新兴技术如大数据提供支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增强，推动经济向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进步。第二，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类型包括产业数字化应用、产业数字化扩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及产业数字化变革四类。第三，研究框架揭示了宏观（如政府政策、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等）、中观（如行业价值迁移、数字技术应用等）、微观（如企业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等）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化协同创新等中介机制和数字化治理等调节变量的作用过程，和短期经济冲击和长期价值链延伸等方面的影响效应。本研究结果不仅为本领域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产业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理论指导。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研究动态,指出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关于创新与变革存在根本性分歧,并阐释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进一步提出,技术发展规律、社会需求、安全保障和经济条件构成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动因,使其在技术领域、创新模式、机遇挑战和竞争格局等方面呈现出全新特征。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体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个制度领域的积极转型是推动变革的关键路径。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评估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效应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相继上线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研究场景，构建多期倍差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拓展了企业创新边界，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且增强了企业创新效率与创新质量；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通过联动人才要素、资本要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更高、知识产权保护更好、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信息化投入更高的企业，政府数据开放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从数据资源视角拓展了企业创新理论研究，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管理，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本文以2010—2021年28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且该结论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提高流通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及对外开放水平内在路径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在高产权保护程度、高人才聚集水平及高科技支持强度城市的政策效应显著。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企业的负责任创新实践凸显出巨大价值，但已有研究对其驱动路径和机制缺乏探讨。基于TOE框架，提出了理解数字企业负责任创新驱动路径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对我国29家典型数字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条件驱动数字企业实现负责任创新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企业负责任创新是多层面耦合作用的结果，但实现高水平负责任创新离不开技术条件支持；（2）在技术条件支持下，存在三条驱动数字企业实现负责任创新的路径，可归纳为两大类机制：第一，以研发人员投入和CSR委员会设置为构成的独立自履机制；第二，以数字技术采纳和信任文化培育为构成的合作共创机制；（3）数字企业负责任创新具有明显的内部驱动特点，无论是否具备技术条件，外部环境推动的监督惩戒机制难以驱动数字企业开展负责任创新。研究结论在发展负责任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深化对数字企业负责任创新的驱动路径和机制的理解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新时代，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大国竞争与企业创新战略引发重要关注，系统性探究“颠覆性技术创新”（Disruptive Technovation, DT）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内涵与整合框架对于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现有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概念模糊、边界不清、框架缺乏整合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首先以技术导向下的创新理论范式演化为视角，系统回顾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源起与边界，构建分析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而，基于文献归纳与理论推演，研究提出涵盖技术新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的颠覆性技术概念内涵体系，并以之为核心梳理涉及颠覆性技术获得（涌现与搜索）、识别、采纳与扩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议题整合框架；最后，研究分析当前形势下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遇、约束与挑战，展望在复杂国际环境与新发展格局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实践与研究发展的未来大趋势。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中国制造业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重要前提,也是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对“科技脱钩”的根本举措。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究了初始创新资源紧缺的中小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依据驱动因素与资源条件不同,中小制造企业分别采取集聚型资源结构化、重构型资源能力化、开放型资源杠杆化的资源编排方式,内外资源编排行动匹配差异化机制有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2)中小制造企业采取正向适应性逻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趋向间隔性突破式创新与持续性微创新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径,企业在技术网络深度的精耕与市场运营广度的拓展中实现快速成长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为中小制造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指导。

   企业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增强链补短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但创新具有经济正外部性的特征，加之中小企业在人才、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创新积极性不高，为此，国家出台“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其灵魂就是赋能中小企业创新。本文基于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探究该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激励效应的持续性不强；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能够通过“资源倾斜”效应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资质升级”和“区域差异”的异质性效应，相比于省、市级资质认定政策而言，国家级“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验证了政策梯度培育的科学性，但也反映出省、市级资质认定可能存在资格审查不严、持续创新动力激励不足等问题；相比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政治资源丰富地区的政策吸收效果较弱，因此政策应当因地制宜，规避区域性政策饱和风险。本文不仅拓展了“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并且为优化政策以持续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影响，即随着数字化水平由低向高的转变，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演化趋势，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授权和人力资本结构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效益之间的非线性逻辑探索，为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提升创新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在供应链竞争背景下，其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本文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资源挤占”效应，而非“资源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内部激励可以削弱（强化）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外部压力仅加剧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不利于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财务资源较强的企业，客户集中度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议价能力较低和财务资源较弱的企业，而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议价能力较强和吸收能力较强企业的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从供应链特征视角贡献于绿色创新相关研究，也为企业如何合理选择供应链关系提供了一些参考。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具有强大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研究它的引入是否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重要意义。以中国A股市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2011—2019年的数据为基础,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影响政府补贴和企业的劳动力总量、劳动力结构等因素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3)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不同产权、不同生命周期的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异质性。研究认为,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能够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扩大创新空间,同时也将成为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强劲动力。

“后发陷阱”是后发国家普遍面对的创新挑战，而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工业国，却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道路。本文基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相互统一的视角，探索“中国式创新”的理论内涵并构建了系统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1）在历史逻辑下，本文基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规律，系统梳理了中国式创新经历“科技创新需求驱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开辟科技创新新道路”和“制度创新保障科技强国之路”的历史进程；（2）在实践逻辑下，本文从实践方向、实践道路以及实践保障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式创新路径演进的实践经验；（3）在理论逻辑下，本文追溯中国式创新的理论根源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并对中国式创新的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剖析，提出了“双轮驱动创新发展观”“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观”以及“国家战略创新引领观”。研究有效揭示了有为政府作为中国实现后发跨越的决定性力量，在塑造中国式创新话语体系中承担的核心意义，为今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提供学科启示。

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2—2018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考察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评估问题。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数字经济的有效性主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推动智能化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驱动，集中于中西部城市、三四五线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且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呈现“波动上行”特征。研究结果为深化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经验借鉴。

   深入探究绿色债券发行的经济效应对于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勾勒发行绿色债券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的理论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对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有何作用机理以及异质性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解构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采用多重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第一，发行绿色债券支持债券创新效应假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从实质效果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漂绿”问题尚不严重；第二，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特征的剖析显示绿色债券的发行额度越高、发行期限越长，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越强；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及增强投资者关注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显著。文章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债务融资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构建以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而且为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研判当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成色”，防范绿色债券“漂绿”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国科技竞争中，外国对华技术锁定策略导致中国企业长期陷入技术被动逆向锁定状态，威胁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厘清技术锁定机制有助化解关键产业核心技术“卡脖子”危机。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述评141篇技术锁定文献，分析技术锁定的研究趋势、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探索技术锁定的形成机制、创新效应和解锁路径以构建技术锁定知识框架。研究发现，技术锁定的形成主要涉及企业初始技术选择与自我强化两个阶段，初始技术选择存在外部偶然事件与内部战略行为两类情形，技术自我强化包括协调效应、规模效应、学习效应、预期效应四种子机制。技术锁定将负面影响企业创新并传导至区域或产业层面。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促进跨界技术搜索、优化研发合作结构是维持企业技术多样性并实现技术解锁的核心机制。最后，从理论视角、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论对厘清技术内部锁定与外部锁定关系、发展路径依赖理论并推进中国技术锁定本土化研究有边际贡献。

     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文本分析更多聚焦于微博、评论和新闻头条为代表的舆情监测和情感分析等短文本信息处理，而针对各类政策文本、论文和专利全文的属性识别和长文本分类等相关研究较少，存在一定拓展空间。与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相比，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特征提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可通过预训练语言模型降低特征工程的人工干预，从而在政策属性和政策工具识别等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本文针对我国科技政策属性（引导型、强制型和鼓励型）的自动识别问题，导入当前流行的几种深度学习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此同时，本文还针对政策文本的取词长度、数据增强和文本信息量估算等关联计算问题也进行了理论解析，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深度学习模型在科学计量，尤其是科技政策文本分析领域的应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过基于EDA（Easy Data Augmentation）方法的文本数据增强之后，当前几种代表性的深度学习模型在面向较为抽象的科技政策属性识别问题上均显著提升了处理能力，其中EDA+Bi-LSTM-Attention的识别准确率超过88%，其他参与实验的深度学习模型（TextCNN、Bi-LSTM、RCNN、CapsNet和FastText等）在文本增强之后的平均识别率也超过了80%；但是，文本取词长度从500词增加到2000词对中文科技政策属性识别的效果提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科技政策属性自动识别、中文长文本分类和政策工具识别等科技管理相关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智能制造转型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将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以实现智能制造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亟须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认知-行为”融合视角,通过对京东方的纵向案例研究,探究了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经历了自动化阶段、融合化阶段与自主化阶段,并形成了从基础智能化向生态智能化的跃升;(2)制造企业分别通过“技术需求驱动型-战略觉醒驱动型-文化重塑驱动型”三种意义建构方式,分别作用于“利用式→探索式→动态式”三种资源编排方式,使得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转型过程融合;(3)意义建构对资源编排的作用机制呈现出“引导→重塑→强化”的多阶段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不仅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理论框架,也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和管理者认知理论的应用场景,为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转型中的战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深陷“重技术,轻需求”误区,资源浪费与成效不高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场景驱动视角,通过对一家中国能源销售集团的深入案例研究,构建“三维一核心”的动态适应性模型,探讨如何通过“需求驱动管理数字化”为内核与“场景驱动业务数字化”的双层反馈闭环,提升企业响应内外部需求的动态适应性。研究发现:(1)管理数字化反馈闭环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通过需求识别、场景设计与场景反馈的迭代,保障场景建设与需求适配的适应性,并赋能场景迭代驱动企业动态适应性。(2)场景能力塑造主导数字化转型方向,通过升级技术、加强客户连接和数据驱动,提升企业内外部适应能力,赋能新场景的开拓与创新。(3)数字化场景建设的螺旋升级为价值创造提供动力,促使企业实现应对新技术、新需求、新市场的适应性动态调整。(4)场景驱动的价值创造路径呈现存量提升与增量创造的双重特征,通过管理决策的需求响应与场景迭代,构建绩效反馈闭环,实现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本文提出“数字化场景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概念,揭示需求驱动与场景先行的动态适应性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提供系统观和适应性视角,为企业实现高效、落地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启示。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的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建设对于完善我国科技攻关体系，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军事领域CBP思想构建了以协同融通集聚能力—创新投入与转化能力—创新资源保障能力为核心维度的“三力”模型，探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建设需求及“三力”间相互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投影矩阵模型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2009—2020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需求建设状况进行测算，实证检验了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产业、企业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效率以及产业集聚、资金投入、制度建设等诸多子能力是影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主要因素。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需求建设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创新投入与转化能力是IC产业能力建设的主要影响者，在2019和2020年呈上升趋势，协同融通集聚能力和创新资源保障能力相对偏弱，仍须加强。本文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建设需求提供实践启示。

   中国的中小企业创新产出远不及大型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数据，探究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且该结论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证明，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供应链产生资金溢出、转型溢出和创新溢出三种溢出效应，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中小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时，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为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中国式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数字化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鉴于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式创新路径的研究缺口及研究必要性，在CiteSpace软件分析选取7个必要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TOE理论框架为充分性支撑，混合NCA与经过改良的动态fsQCA方法，以200家中国特色政策支持下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其在数字化背景下创新发展不同的核心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创新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化背景下的“小巨人”企业创新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2）研发强度、数字化重视程度及政府补贴对“小巨人”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其中政府支持是中国式创新的重要特点，体现出我国制度优势；（3）存在4条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的组态路径，即技术禀赋型、政府依赖型、生产导向型、综合发展型，且均有典型企业案例支持论证。本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创新且科学地探究数字化背景下的中小企业创新路径，对提升中国式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同时为中国式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新时代新背景下，管理学研究和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和机遇，对学科发展和该领域学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新代码使用近三年（2021—2023年）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从区域、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学科领域、研究热点等角度系统分析了项目申请资助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近三年来项目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年项目竞争愈发激烈，区域之间分布呈现差异化。进一步分析青年科研人员依托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成长规律发现，申请人年轻化趋势明显，青年项目对科研人员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从研究热点来看，工商管理学科领域主动拥抱科研范式变革，积极吸纳多元化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最后，本文根据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态势对项目申报、执行和依托单位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有助于学者提升项目申报和执行能力，有助于依托单位更好开展项目管理工作，有助于推动工商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重点在于产业升级,而当前由人工智能催生和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构建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创新”和“产业”两条路径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应用从多维“新质生产要素”赋能并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2)作用机制显示,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有利于开展实质性创新,无益于策略性创新,实质性创新正向中介并调节了人工智能应用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3)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外部供应链效率在影响路径中发挥正向中介与调节作用,人工智能应用引致的产业链整合会激发新质生产力;(4)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制造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厘清了人工智能应用成效的创新动机差异,阐明了人工智能催生产业裂变和链式升级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与人工智能应用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抓住人工智能“牛鼻子”,驱动新质生产力涌现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作为创新领域广泛运用的评价指标，不仅刻画出全球创新能力发展概况，还充分体现中国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通过梳理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1—2022创新能力数据，剖析全球创新能力发展趋势和中国创新能力总体格局，揭示中国创新能力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中的优势、不足与成因，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深挖内在原因。结果表明：（1）全球创新能力发展呈现欧洲地区领跑、北美地区并跑、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跟跑等特征。（2）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发展趋势良好，但创新投入中存在制度支柱尚有欠缺，人力资本和研发激励尚需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尚需完备，创新产出中存在创意产出尚有不足等问题。进一步从细分指标看，中国凭借人口规模、后发国家优势和举国体制等在规模体量和数量类指标优势明显，但在生态、教育、市场和商业运行模式以及创造力方面仍有提升空间。（3）中国创新能力在制度、人力资本和研发、市场成熟度与其他国家存在差距，但在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意产出方面差距不明显。结论丰富中国创新能力评价、差距比较的相关研究，并为政府助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对策建议。

    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已经成为一国获取创新突破知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1998—2020年跨国专利申请数据，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对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从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两方面，对创新网络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1）全球创新网络关系日趋紧密，形成集中在北美、西欧、大洋与东亚的非均衡格局。中国的地位提升明显，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具影响、仅次于美国的网络核心国家。（2）全球创新网络的关系形成和演化受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综合影响。经济发达、创新能力高且出口规模大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发送专利申请，而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大市场国家（地区）则更有可能成为专利接收方。（3）国家（地区）之间倾向于形成互惠的专利申请关系。在结构依赖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作用下，国家（地区）间高度连通，有着较高的传递性，专利申请关系链不断延伸。该研究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跨国专利申请和布局，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科技自主能力，培育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在“跟跑、并跑与领跑”的三大阶段,中国成功构建从政府主导下“产学研”松散联系到“政产学研”紧密互动,再至“政产学研金介用”七位一体协同联动的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演化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制度安排。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演进与理论脉络,从超越追赶视角阐释了政府引导、多元协同、包容适应的中国式创新基本特点与实现路径,拓展了技术追赶理论的情境解释与适用边界,从创新环境、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体制四个方面解析后发国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必要性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全球要素资源颠覆性重组的背景下,我国亟待深化认识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规律,建成与特殊国情、阶段需求相匹配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的长期制度安排。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基于2012—2019年我国23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并构建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在互联网发展影响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 线性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2) 非线性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存在一个由不显著到显著促进且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更契合互联网的“齐普夫法则”；(3) 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的单门槛效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跨过门槛值，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4) 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互联网发展对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外观设计专利的促进作用最弱。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互联网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在实践层面为区域创新主体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是国家激励企业降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碳绩效反映了经营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多期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对源头管控型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长期效果更佳。本研究厘清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丰富和拓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微观层面的研究视角，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为企业借助碳排放权交易提升自身碳绩效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深刻把握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契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巨大乘数效应已成为新常态下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国家权威政策语义体系为基础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将我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提升效应”与“平抑效应”,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详细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机制、波动特征以及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尽管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然而当前阶段仍处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红利释放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产生显著“平抑效应”,从而打破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路径并使其增长速度不可持续;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优化管理效率等途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本文揭示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渐趋缓甚至接近停滞的原因,通过解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为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向中高端价值链迈进提供了学术价值与政策启示。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是促进集成电路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国家大基金”这一政策实践，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集成电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大基金的创新激励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家大基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主要激励被投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机制分析表明，国家大基金既通过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以及吸引投资者关注三个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激励企业创新；同时又抑制了企业管理层的短视主义和自利行为，从而通过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创新。这两种机制的作用分别会因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机构投资者调研而发挥差异化的作用。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扩大国家大基金扶持力度、强化其对被投企业创新监督机制以及优化国家大基金投资方向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的政策指引下,如何提升创新生态系统效能受到学界关注。本文从共同进化观视角揭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宏微观层面共同进化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阐释中国情境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核心驱动机制,并对系统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展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核心驱动机制在于微观层面异质性参与者涌现及共同进化,以及环境因素优化推动系统宏观层面共同进化。(2)“开放-共生”的价值主张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使生态系统效能得以持久提升。(3)充分尊重价值共创有利于生态系统形成长期生态优势。(4)开放的先进制造业服务能力成为中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保持高水平开放、提升系统效能的关键切入点。本研究拓宽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为我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