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网络嵌入性和耦合理论，以航天科技集团及其历史沿革机构为例，探究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通过触发企业内外部网络嵌入、实施资源行动、调整网络耦合关系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阶段性地表现为系统集成突破、系统架构蝶变和体系融合创新；（2）随着关键核心技术从系统层面到体系层面的突破升级，企业依次采取“构建-适配-共振”的双重网络策略，在“连通型-中介型-架构型”网络嵌入下，阶段性实施资源集聚、巧用和共生行动，进而促进内外部网络耦合关系实现从“主导-响应”型、“探索-适配”型向“策源-共振”型的转变；（3）现代化产业体系呈现出“根基型-迭代型-生态型”的演化规律，其中未来、新兴、传统产业发生阶梯式转化，完整性、安全性和先进性三种核心特征相互依存、协同跃升。研究揭示了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黑箱，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实践启示。

专精特新企业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生力军，其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质性元分析与动态QCA混合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克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研究提出“资源-战略-情境”三维框架，揭示资源要素、战略因素和情境因素是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单一维度因素不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发现:（1）存在四种高质量发展路径，即顺势而为型、借势先发型、稳中求进型和政策赋能型，以及两种非高质量发展路径，即资源困境型和战略错配型；（2）低研发投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高研发投入是引致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3）社会资本具有双刃剑效应，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能够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策环境和创新氛围不佳时，则会引致非高质量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典型的“政策工具包驱动型发展范式”。政策优化的关键在于考虑“工具-主题-效力”三者的动态适配性关系。本文基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运用政策文本挖掘和文本量化研究方法，对2006—2024年长三角、珠三角的466份专精特新系列政策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总体上，政策工具的选择与配置存在偏好、过度与缺失以及比例失衡等问题；政策主题与发展坐标的锚定存在滞后性、协同性不足等；政策效力存在从可接受性到进一步优化的路径。对此，应持续调整优化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以优化工具结构、创新性思考政策主题和设计、打好政策补丁三方面为抓手，从而系统推进专精特新政策的设计革新。本研究旨在为提升专精特新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提供优化路径，也为公共政策理论研究提供方法参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战略背景下，“专精特新”政策作为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的重要举措，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行方案。本文以199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剔除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拓展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兼具集约边际与拓展边际双重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集中于工业部门，印证该政策对《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的靶向支持。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政策通过“挤入”民间研发投资和延伸供应链两条路径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本研究验证了“专精特新”政策对科技“小巨人”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强化供应链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工业互联网政策是推动制造业数字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基于LDA主题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政策扩散与政策协同分析框架及流程，分析2015年至2023年我国中央、省级、市级共348份政策文本，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不同政策扩散模式下央地政策协同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43个中央、省级、市级政策主题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网络基础、平台体系、安全保障、产业应用、生态支撑、政府参与、区域发展等8个主题范畴融合推进的政策体系。（2）综合政策主题强度波动趋势、时间维度和层级特征，各政策主题范畴形成高强共振型、尖峰引领型、央地互补型和地方实践型四类政策扩散模式。（3）政策层级子系统和政策主题子系统总体上均基本协同，其中创新驱动主题范畴的央地政策协同度最高，由主题范畴构成的产业发展目标子系统和政策措施子系统协同水平在市级最高。（4）高政策力度和低纵向压力势差成为多数央地政策协同组态的核心条件，经济禀赋和横向辐射扩散呈现情境性互补。本文构建了覆盖范围更广、解释力与推广性更强的政策扩散与协同研究方法，有效剖析了三级政策体系的动态演进过程与协作机制，厘清了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的重点领域、重要方向及演化脉络，能够为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提供全局扫描，助力数字产业创新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加快数字技术创新突破，是数字经济条件下加快科技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3—2021年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工商注册数据测度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技术溢出和数字中间投入共享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县域市场潜能、营商环境和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度较高，以及县域内竞争程度较低的条件下，数字产业集聚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行业内部资源配置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数字制造业集聚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不强以及数字产业集聚可能导致的县域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和环境污染问题。本文丰富了数字时代下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核心结论对进一步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随着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成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任务，评估开放政府数据的微观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地级市政府数据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开放政府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开放政府数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主要通过信息传导、风险应对及条件创造三大机制为企业转型赋能。在所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获得政府补贴少、属于制造业、规模小以及初始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中，开放政府数据的积极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开放政府数据与“宽带中国”“信息惠民”及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有协同效应；其对“底层技术嵌入”的促进作用，强于对“数字技术应用”这类高层次转型的促进，并能通过驱动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深化了关于以开放政府数据为代表的数据要素政策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解，为政府和企业利用开放政府数据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契机、拓展经济发展新领域提供了参考。

创业压力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经历并主观感知的压力，其对创业决策和行动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尽管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但在理论框架构建和深层次分析方面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遵循PRISMA流程，对1983—2024年间265篇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结果表明:第一，创业压力研究在时间趋势、期刊类型、研究方法及作者属地等方面呈现结构性不均衡的分布特征；第二，创业压力的概念结构尚未统一，但体现主观性、持续性和复杂性特征，且与职业压力、创新压力等相近构念存在异同，其测量工具亦得到梳理；第三，整合框架揭示了创业压力的驱动因素（如创业者、工作和环境特征）、影响结果（如对个体和对组织）和作用条件（如内部动力和外部支持）。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不足，本文提出六个未来研究展望，从而指明潜在研究路径，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在数字经济时代，药品供应链数字化重构能力已成为互联网医疗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耦合获取新制度合法性并驱动动态能力形成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京东健康和阿里健康为例，采用双案例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数字技术耦合在药品供应链数字化重构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在药品供应链中的耦合应用，通过培育企业敏捷响应与协同共创的双元能力，形成药品供应链数字化重构的动态能力体系；（2）纵深集成式和开放分布式数字技术耦合逻辑塑造了企业动态能力培育的差异化路径；（3）药品供应链数字化重构揭示了新兴场域下企业制度压力应对与新制度建构的共演机制，互联网医疗企业通过与多元制度参与者互动构建了规制、规范、认知合法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加快了制度合法性的获取进程。本文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与制度创业理论在新兴数字情境下的适用边界，为药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框架与管理启示。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是“十五五”时期实现工业企业高质量转型的关键路径。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绿技术融合对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双化协同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绿技术融合强化数字化与绿色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显著促进企业双化协同转型；其中，数绿政策协同与跨组织创新协同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上，重污染企业、中低技术企业和非绿色工厂等后发企业开展数绿技术融合的转型效应更为突出，且转型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更显著。进一步，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整体促进了企业数绿技术融合，但该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对重污染企业尚未形成有效赋能。研究从技术融合视角为理解企业双化协同转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业企业高质量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家精神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但现有研究忽略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复杂维度及其内在的共生关系。借助动态QCA和回归分析的混合研究方法，对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复杂组态分析，探究企业家精神驱动突破性创新的多重路径，及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先锋型企业家精神、责任平衡型企业家精神、绩效导向型企业家精神三类组态构成了高突破性创新的驱动路径；（2）上述三种组态的组间一致性在2020年之后呈下降趋势，且各组态组内一致性和覆盖度因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以及媒体关注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3）突破性创新在三类企业家精神组态，即国际先锋型企业家精神、责任平衡型企业家精神、绩效导向型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到复杂中介作用，上述三种企业家精神组态均能通过实现突破性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通过整合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多个维度揭示了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多元路径，并进一步探究了驱动突破性创新的不同企业家精神配置如何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实现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见解。

突破性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实现“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有研究肯定了领导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却忽视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激发高质量的突破性绿色创新的作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本研究分析了绿色变革型领导、绿色研发投入、双元绿色学习与突破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探究了绿色研发投入和双元绿色学习在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突破性绿色创新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采用混合分析方法对332家中国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绿色变革型领导不仅能直接影响突破性绿色创新，也可通过绿色研发投入、双元绿色学习间接影响突破性绿色创新，且绿色研发投入与双元绿色学习在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突破性绿色创新关系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得出三条实现高突破性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从资源协奏理论视角揭示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突破性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为制造企业实现突破性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本文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降低企业研发不确定性、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高市场竞争行业和数字经济行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此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和非数字技术创新均有显著促进效应，但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政府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

信任是促进跨界创新联盟协同效率提升、推动跨界创新过程的关键，数实融合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应用使得跨界创新联盟信任关系多源证据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本研究立足信任源理论与创新网络理论的协同整合，考虑区块链技术影响，构建基于证据理论的跨界创新联盟信任关系评估模型，并以C-ITS跨界创新联盟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混合证据融合规则可以进一步提高跨界创新联盟信任融合结果的可靠性、降低不确定性；（2）跨界制度信任、同界特征信任与跨界过程信任对跨界创新联盟信任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其中前者能够与后二者产生叠加效用；（3）不同信任水平下，增强信任资本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信任资本匮乏时要重视跨界制度与同界特征信任的交互作用，在信任资本存量突破联盟基准线后则要更多关注跨界制度与跨界过程信任的耦合增强作用。本研究为跨界创新联盟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扩张信任资本提供参考，对加快实现跨界创新、生成新质态有重要理论及实践价值。

随着科技创新助力“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领先企业面临着既要满足绿色合法性要求又要维护关键技术差异化优势的战略平衡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本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以远大为案例分析对象，构建出领先企业突破绿色关键技术的最优区分过程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在突破绿色关键技术过程中，领先企业的合法性经历了从创建、增补到扩展的演变，并呈现出“由无到强”的进阶逻辑，而差异化经历了从技术定义、类别创建到制度设计的演变，并呈现出“由技术到制度”的升阶逻辑。第二，随着合法性与差异化的阶段性变化，二者间最优区分机制相应地由阈值协奏、整合协奏向补偿协奏演进。第三，随着最优区分机制的有序推进，领先企业绿色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从多端突破到价值提升的“由前端至后端”的技术连接，再到底层重构的“由浅层至底层”的逻辑赋新。本文既从最优区分视角拓展了绿色关键技术突破过程的理论边界，又从技术突破情境丰富了最优区分理论。

产学研协同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重要手段，探寻科技人力资本在产学研协同效果中的作用是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元一体发展要求的关键之一。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科技人力资本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专利规模之间的门槛效应假设，并采用计量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产学研协同并不必然会提升区域专利规模，科技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门槛效应；（2）产学研协同的创新效应存在科技人力资本的规模上限，仅在科技人力资本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才表现出对区域专利规模的正向影响；（3）科技人力资本对专利规模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且其与科技资金资本之间存在替代性。文章揭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所面临的科技人力资本规模门槛，政策启示为在地方层面因地制宜推行产学研协同政策，在国家层面积极引导科技人力资本均衡分布，从而更好发挥创新体系效能。

已有研究表明，专利质押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如何获得更高额度贷款的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性阐释。基于信号理论的双过程框架，本研究以2016—2022年新三板中小企业专利质押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专利原创性与质押融资额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专利原创性对质押融资金额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适度提升专利原创性可以通过强化信号可观测性增加贷款金额，但过高的原创性会因解码成本太高而抑制融资效果。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两大因素能有效调节这一非线性关系:一是密切的银企互动，通过直接沟通与信任构建，降低银行的信号解读成本；二是董事会成员广泛的外部社会网络，其带来的专业背书与社会认证功能，增强银行对专利价值的识别能力。这两种机制均能使倒U型曲线变得更为陡峭，帮助企业在适度原创性区间内获得更高的融资溢价。本研究拓展了专利质押的前因研究，亦对中小企业专利组合管理和政府政策制定具有启示:适度提升专利原创性并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可在平衡创新价值与评估成本间获得更高质押融资额度，为破解创新溢价难兑现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低碳城市试点作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尚未有研究深入挖掘二者间的协同作用。本文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双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试点”政策协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且优于单个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策实施顺序也会影响政策间的协同，先实施低碳城市再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策略能够最大化政策间的协同效益。（2）“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升高管认知、优化研发资源配置和改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绿色创新。（3）“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在媒体关注度高、无环保背景、处于高竞争行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为凸显。本研究为政策工具组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并为政府统筹合力，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一定启示。

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在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具有关键意义，承担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使命。负面媒体报道作为社会对企业施加制度压力的有效渠道，往往会影响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决策。本文从高科技企业的合法性与社会身份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负面报道对于高科技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主板市场1501家高科技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三重调节效应分析发现:（1）负面媒体报道会推动高科技企业增加创新投入；（2）负面媒体报道还会促使企业将创新投入更多地向创新数量而非创新质量配置，进而促进了创新数量而非创新质量的增长；（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冗余资源较为匮乏的企业中，以上两方面的影响较为显著。即冗余资源限制了负面媒体报道对高科技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其对创新投入向创新数量转化的正向调节影响。以往研究大多从资源视角出发，认为负面媒体报道将增加企业的资源约束，因此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本研究从企业合法性与社会身份的角度，对负面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提出了新的认识和实证依据，为高科技企业在负面舆情下创新战略的部署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