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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玉舒, 张振刚, 陈一华, 罗泰晔, 康亦琛
    科研管理. 2026, 47(5): 12-22.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6.05.002
    摘要 (324) PDF全文 (172) HTML (315)   可视化   收藏

    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重构与演变,能够帮助企业分析如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归纳了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商业化的五个基本议题,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价值视角归纳了案例企业美的集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实践智慧。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由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导、价值获取、价值维护和价值形态六个要素构成的动态闭环分析框架。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迭代产生渐进式的重构,机器智能、可信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分别为技术使能、技术信任和技术泛在化三个阶段提供技术基础。第三,美的集团的实践提供了由“+AI”模式向“AI+”模式演变的智能化路径。研究为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创造独特价值、获得新竞争优势提供了研究思路和路径参考。

  • 孙雨洁, 闫淑敏, 裘慧佳
    科研管理. 2026, 47(5): 41-51.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6.05.005
    摘要 (188) PDF全文 (72) HTML (170)   可视化   收藏

    融通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关键着力点。本研究选取“纽脉医疗”进行纵向案例研究,从创新链视角探讨了融通创新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路径。研究发现:(1)融通创新嵌入在创新链“发现—发明—发展”的递进演化中,呈现为纵向递进、横向延展、横纵交叉等多维动态特征;(2)融通创新具有多阶段关联交互和多主体共生竞合的双重属性,体现为吸收式、互补式、协同式等融通模式;(3)融通创新推动了“要素—资源—生态”的层级跃迁,表现为融合型适配、整合型协作、耦合型集成等融通机制。本研究构建了融通创新的演进过程模型,提炼了融通创新的作用模式和实现机制,为科技企业创新实践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 张静, 张海霞, 王永贵
    科研管理. 2026, 47(5): 52-63.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6.05.006
    摘要 (251) PDF全文 (100) HTML (225)   可视化   收藏

    经济主体对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不仅是数据要素价值发挥的重要途径,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结合2009—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省份与城市层面数据,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2)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关键中介机制;(3)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智能化投资水平、高管数字化背景、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在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行业企业有着更高的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本文从内外部资源整合的视角探究了企业数据要素的利用过程,丰富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管理启示。

  • 韩先锋, 李佳佳, 朱承亮
    科研管理. 2026, 47(5): 104-11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6.05.011
    摘要 (176) PDF全文 (55) HTML (157)   可视化   收藏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动力,如何有效联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实现数字创新“增量提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制度框架,以 2010—2021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案例,采用动态QCA方法从时空维度深入考察多因素驱动的数字创新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研究表明:(1)政府、市场和社会单一制度因素均不构成驱动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必要条件。(2)多因素形成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组合效应具有“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特征,存在政府引领型、政府-市场激励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类典型的数字创新“增量”的制度组合,以及政府-社会推动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数字创新“提质”的组态路径。(3)基于组态的空间情境分析显示,城市数字创新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增量提质”中政府发挥着引领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多依靠市场培育。(4)在多时段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政府引领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制度组态属于驱动数字创新的“主导轨迹”,始终稳定出现。本研究既拓宽了数字创新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