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大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本文在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构建包含投入质量、生产活力和产出效能三个维度共40项指标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CRITIC方法对全国30个省份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对应分析、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全国及三大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持续攀升,但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偏低;第二,各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劣势各异,人才质量是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第三,新质生产力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不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正确识别关键症结,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如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以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议题。现有研究集中于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却鲜少解析动态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内在异质性和关联性,以及二者在数字化赋能进程中的协同作用机理。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能力-绩效”逻辑,以A股上市制造企业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Bootstrap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驱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2)动态能力(机会感知、学习吸收、资源重构能力)和创新能力呈现双重传导机制,在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多条路径,动态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内核动因;(3)环境不确定性抑制了机会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但对资源重构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企业有必要加强对外部环境的警惕和实时监控。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流程和创新模式，为企业整合信息进一步开展双元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注意力基础理论，梳理了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双元创新绩效的机制，理清了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014—2021年93家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的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对企业数字化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越高，企业数字化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对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研发联盟伙伴多样性越高，企业数字化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本文不仅填充了企业数字化影响双元创新的理论空白，还为企业数字化和构建多样化研发联盟的创新协同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和管理启示。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配置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 QCA、NCA 和DEA 方法,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单个前因条件均不可作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通过联动组合的方式协同驱动;(2)识别出4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路径,包括:“数据要素驱动的基础前沿创新”模式、“数据要素驱动的企业-用户共创” 模式、“数字政策驱动的用户开放式创新”模式、“数据要素-数字政策共同驱动的多元协同创新” 模式,其呈现出非对称性的“殊途同归”特征。(3)企业应用创新能力薄弱是限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黑箱”,为我国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推动产业变革和创新中的作用变得尤为关键。尽管已有文献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对深层次分析和理论框架的构建仍有较大空间。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系统文献综述法，对2001—2022年间发表于UTD24和FT50期刊的103篇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研究主题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得益于政策环境的完善，为新兴技术如大数据提供支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增强，推动经济向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进步。第二，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类型包括产业数字化应用、产业数字化扩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及产业数字化变革四类。第三，研究框架揭示了宏观（如政府政策、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等）、中观（如行业价值迁移、数字技术应用等）、微观（如企业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等）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化协同创新等中介机制和数字化治理等调节变量的作用过程，和短期经济冲击和长期价值链延伸等方面的影响效应。本研究结果不仅为本领域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产业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理论指导。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研究动态,指出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关于创新与变革存在根本性分歧,并阐释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进一步提出,技术发展规律、社会需求、安全保障和经济条件构成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动因,使其在技术领域、创新模式、机遇挑战和竞争格局等方面呈现出全新特征。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体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个制度领域的积极转型是推动变革的关键路径。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评估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效应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相继上线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研究场景，构建多期倍差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拓展了企业创新边界，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且增强了企业创新效率与创新质量；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通过联动人才要素、资本要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更高、知识产权保护更好、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信息化投入更高的企业，政府数据开放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从数据资源视角拓展了企业创新理论研究，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管理，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本文以2010—2021年28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且该结论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提高流通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及对外开放水平内在路径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在高产权保护程度、高人才聚集水平及高科技支持强度城市的政策效应显著。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具有强大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研究它的引入是否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重要意义。以中国A股市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2011—2019年的数据为基础,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影响政府补贴和企业的劳动力总量、劳动力结构等因素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3)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不同产权、不同生命周期的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异质性。研究认为,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能够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扩大创新空间,同时也将成为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强劲动力。

在供应链竞争背景下，其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本文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资源挤占”效应，而非“资源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内部激励可以削弱（强化）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外部压力仅加剧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不利于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财务资源较强的企业，客户集中度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议价能力较低和财务资源较弱的企业，而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议价能力较强和吸收能力较强企业的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从供应链特征视角贡献于绿色创新相关研究，也为企业如何合理选择供应链关系提供了一些参考。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智能制造转型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将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以实现智能制造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亟须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认知-行为”融合视角,通过对京东方的纵向案例研究,探究了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经历了自动化阶段、融合化阶段与自主化阶段,并形成了从基础智能化向生态智能化的跃升;(2)制造企业分别通过“技术需求驱动型-战略觉醒驱动型-文化重塑驱动型”三种意义建构方式,分别作用于“利用式→探索式→动态式”三种资源编排方式,使得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转型过程融合;(3)意义建构对资源编排的作用机制呈现出“引导→重塑→强化”的多阶段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不仅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理论框架,也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和管理者认知理论的应用场景,为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转型中的战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深陷“重技术,轻需求”误区,资源浪费与成效不高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场景驱动视角,通过对一家中国能源销售集团的深入案例研究,构建“三维一核心”的动态适应性模型,探讨如何通过“需求驱动管理数字化”为内核与“场景驱动业务数字化”的双层反馈闭环,提升企业响应内外部需求的动态适应性。研究发现:(1)管理数字化反馈闭环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通过需求识别、场景设计与场景反馈的迭代,保障场景建设与需求适配的适应性,并赋能场景迭代驱动企业动态适应性。(2)场景能力塑造主导数字化转型方向,通过升级技术、加强客户连接和数据驱动,提升企业内外部适应能力,赋能新场景的开拓与创新。(3)数字化场景建设的螺旋升级为价值创造提供动力,促使企业实现应对新技术、新需求、新市场的适应性动态调整。(4)场景驱动的价值创造路径呈现存量提升与增量创造的双重特征,通过管理决策的需求响应与场景迭代,构建绩效反馈闭环,实现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本文提出“数字化场景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概念,揭示需求驱动与场景先行的动态适应性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提供系统观和适应性视角,为企业实现高效、落地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启示。

   中国的中小企业创新产出远不及大型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数据，探究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且该结论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证明，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供应链产生资金溢出、转型溢出和创新溢出三种溢出效应，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中小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时，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为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重点在于产业升级,而当前由人工智能催生和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构建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创新”和“产业”两条路径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应用从多维“新质生产要素”赋能并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2)作用机制显示,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有利于开展实质性创新,无益于策略性创新,实质性创新正向中介并调节了人工智能应用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3)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外部供应链效率在影响路径中发挥正向中介与调节作用,人工智能应用引致的产业链整合会激发新质生产力;(4)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制造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厘清了人工智能应用成效的创新动机差异,阐明了人工智能催生产业裂变和链式升级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与人工智能应用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抓住人工智能“牛鼻子”,驱动新质生产力涌现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作为创新领域广泛运用的评价指标，不仅刻画出全球创新能力发展概况，还充分体现中国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通过梳理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1—2022创新能力数据，剖析全球创新能力发展趋势和中国创新能力总体格局，揭示中国创新能力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中的优势、不足与成因，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深挖内在原因。结果表明：（1）全球创新能力发展呈现欧洲地区领跑、北美地区并跑、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跟跑等特征。（2）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发展趋势良好，但创新投入中存在制度支柱尚有欠缺，人力资本和研发激励尚需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尚需完备，创新产出中存在创意产出尚有不足等问题。进一步从细分指标看，中国凭借人口规模、后发国家优势和举国体制等在规模体量和数量类指标优势明显，但在生态、教育、市场和商业运行模式以及创造力方面仍有提升空间。（3）中国创新能力在制度、人力资本和研发、市场成熟度与其他国家存在差距，但在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意产出方面差距不明显。结论丰富中国创新能力评价、差距比较的相关研究，并为政府助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对策建议。

    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已经成为一国获取创新突破知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1998—2020年跨国专利申请数据，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对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从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两方面，对创新网络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1）全球创新网络关系日趋紧密，形成集中在北美、西欧、大洋与东亚的非均衡格局。中国的地位提升明显，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具影响、仅次于美国的网络核心国家。（2）全球创新网络的关系形成和演化受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综合影响。经济发达、创新能力高且出口规模大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发送专利申请，而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大市场国家（地区）则更有可能成为专利接收方。（3）国家（地区）之间倾向于形成互惠的专利申请关系。在结构依赖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作用下，国家（地区）间高度连通，有着较高的传递性，专利申请关系链不断延伸。该研究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跨国专利申请和布局，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科技自主能力，培育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深刻把握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契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巨大乘数效应已成为新常态下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国家权威政策语义体系为基础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将我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提升效应”与“平抑效应”,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详细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机制、波动特征以及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尽管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然而当前阶段仍处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红利释放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产生显著“平抑效应”,从而打破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路径并使其增长速度不可持续;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优化管理效率等途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本文揭示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渐趋缓甚至接近停滞的原因,通过解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为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向中高端价值链迈进提供了学术价值与政策启示。

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的政策指引下,如何提升创新生态系统效能受到学界关注。本文从共同进化观视角揭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宏微观层面共同进化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阐释中国情境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核心驱动机制,并对系统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展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的核心驱动机制在于微观层面异质性参与者涌现及共同进化,以及环境因素优化推动系统宏观层面共同进化。(2)“开放-共生”的价值主张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使生态系统效能得以持久提升。(3)充分尊重价值共创有利于生态系统形成长期生态优势。(4)开放的先进制造业服务能力成为中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保持高水平开放、提升系统效能的关键切入点。本研究拓宽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为我国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效能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及对策建议。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时代，数字技术应用成为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效破解数字时代的新“索洛悖论”，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和市场匹配效率，以及降低运营管理成本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强于制造业企业，对高市场竞争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技术应用会引致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强化了数字技术应用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有助于深化认识企业突破新“索洛悖论”的现实路径，为借助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提质增效，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现实依据。

     基础研究专项政策是政府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制度安排，考察其执行效果与作用机制对进一步优化政策，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基础研究专项政策对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发现：（1）专项政策推动了基础研究发展，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专项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3）专项政策具有明显的质量强弱效应，政策工具是促成质量强弱效应的关键，表现为7类政策工具都显著发挥了作用，其中政策目标工具的作用效应最强；同时，在保证人、财、物投入的情况下，加入开放合作工具的工具组合对基础研究的增益效果更好。研究从中国情景肯定了政府介入科学研究的有效性，丰富了基础研究发展领域的研究；同时，研究为政府优化政策供给和合理使用不同政策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1804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将企业微观数据与各省域宏观数据相匹配，综合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等，从内在逻辑和空间关联双重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和空间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和企业技术创新均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又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融资约束和信息约束是数字金融发挥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4）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具有“先正后负”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本研究丰富了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效破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难题，对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和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究专利质押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约束条件，并构建2006—2018年地级市层面的企业专利质押和创新绩效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专利质押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非上市公司。专利质押可通过发挥专利的担保价值，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促进担保价值和知识价值的转化，实现双向信号机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在专利市场可交易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强的条件下，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从双向信号激励的视角丰富了专利质押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也为打通金融机构服务链条堵点，探索金融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在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却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厘清阻碍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并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减少数字化转型补贴以及加重超额税收负担，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增强银行业竞争程度可以减弱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和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减轻老龄化的不利后果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促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积极启发。

    在“双碳”背景下，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协同显得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而且有利于促成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通过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协同度进行测算。接着，基于2010—2021年1659家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协同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作用与内在作用机制，以及地方“低碳”政策力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协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与协作的战略协同关系；（2）企业数绿转型协同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企业数绿转型协同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4）我国地方低碳政策力度显著增强了企业数绿转型协同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可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关于低碳政策的设计及实施提供意见参考。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以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对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作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实践性探索,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提高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数字经济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和从企业层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启示。

数据要素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生产要素,研究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对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与人工神经网络(ANN)方法,并引入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SHAP,对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实证分析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三者之间协同联动形成了3种能够产生高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组态路径:创新-组织-开放综合型、技术-组织-环境综合型、基建-机构-环境综合型。其中科技创新水平与数据资源开放程度对于高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影响最为显著,并且如果单一的追求数据资源的开放度,反而会对数据要素的利用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明晰了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丰富了数据要素的相关研究,提出的混合fsQCA-ANN方法为解决类似的复杂组态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践层面为我国优化数据要素利用政策、提升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管理启示。

    “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近年来短视频社交平台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和日常娱乐的重要途径之一，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少有学者结合短视频平台特点，深入研究抖音等短视频用户对平台技术的感知和理解及其对用户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关于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的影响也未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得到验证。本文以抖音为例，借鉴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对用户感知个性化、信息窄化、心理抗拒对信息采纳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用户感知个性化会对信息窄化产生积极影响，感知个性化程度高的用户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中。其次，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用户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会降低用户的心理抗拒。该结果表明，短视频平台中，高水平的个性化推荐会降低用户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平台使用成本，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最后，本研究发现心理抗拒在两条影响路径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表明用户对平台算法的感知会通过降低心理抗拒来提高信息采纳意愿。本研究从研究情境、研究变量及研究模型上拓宽了信息采纳意愿的研究领域。由研究结果可知，在探究用户对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时，不能完全借鉴以往结论，需单独研究。本研究为平台管理者进一步改善推荐算法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传播界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科研财政政策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抓手,政策提质增效对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科研财政政策的实践逻辑和优化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有:(1)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支撑,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和税费优惠政策协调创新要素配置、释放科技创新动能;(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实践呈现出支出政策引导性增强、税费优惠作用凸显、两类政策多措并举的特征,分别反映政府主要职能调整、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的演进逻辑;(3)针对现阶段存在政策依赖制约科技创新效能、政策举措协同效应缺乏系统评估、人才保障激励不足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尚不完善的问题,需继续调整职能定位和政策导向驱动企业创新升级、依托平台建设和人才支持突破基础研究困境、加强制度保障和服务配套促进多元主体合作。以上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参考。

   面对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和“高端挤出”，我国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已难以为继，必须依托国内市场整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文章基于2005—2016年海关数据库测算了中国30省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交互项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市场整合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较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推动国内市场整合有效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商品市场整合在其中发挥的弱化效应最强。据此，推动国内区域间市场整合，将有益于以国内市场为“内核”吸引国际要素向内汇聚，为我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式创新注入崭新动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激励视角出发，运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多案例研究对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试点的创新探索进行探析，研究发现：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试点高校推进程度差别较大；而高位推动成为“三项改革”的重要推力。政策供给、组织领导、创新驱动、资源集聚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要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从核心要素着手，强化个人激励、组织激励和过程激励，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多主体协同、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创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协同创新角度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比亚迪与其他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新能源汽车企业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机制包括战略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这三者交互作用，为系统构建提供了战略方向、组织保障和资源基础。（2）技术创新复杂性与多元性特征、合作偏好及信任基础、产业政策是系统构建的主要影响因素，要在协同机制下充分发挥正向作用。这弥补了该领域中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构建的理论研究不足，并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实践启示。

     在国家大力支持企业融通创新背景下，制造企业作为创新主力军，如何有效形成跨界技术创新网络引起广泛关注。本文融合双元与双度视角，划分跨界技术创新网络，综合考虑节点与网络协变量、主体与客体，提出网络形成规律研究框架。利用ERGM模型探索不同网络形成要素独特性，采用NCA开展必要性与稳健性检验，据此利用NK模型确定要素作用秩序及机制，基于典型案例加以验证，并揭示网络形成转换规则。结果表明，双元凸显知识基础要求，双度突出动态联结关系要求，异质融合型、梯度转移型、多元拓展型及深耕专业型要素分别重点影响探索、渐进、广度与深度跨界技术创新网络形成。吸引机制、向心机制、组合机制和拉动机制分别成为四类网络形成的重要机制。双元转换体现方向选择差异，双度调整体现承接升级逻辑，跨界技术创新网络形成转换应先调整方向实现双元转换，进而考虑双度要素实现双度转换。研究为制造企业客观认知不同网络形成的异质性逻辑及转换规则、科学调整网络管理关键点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产业政策在发展方向引领、资源要素分配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对于产业政策变迁过程和特征分析的维度较为单一。因此本文从政策变迁视角出发,提出了基于产业政策目的性、方向性和导向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基于计算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年到2023年颁布的1783条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采用无监督式机器学习LDA主题建模刻画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过程,使用监督式学习随机森林算法对政策类型进行预测划分并总结政策分布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经历了由初始阶段到快速推广阶段再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迁过程,政策分布从初期的分散和不平衡过渡到更加集中和均衡的状态;(2)产业政策整体以选择性、区域性和市场导向为主,但政策变化呈现出向功能性、行业性、技术导向逐渐转移的趋势;(3)政策变迁过程表现出市场准入制度趋于成熟、财政补贴精准化、基础设施建设日益重视、信息化与智能化趋势加强的特征。本文拓展了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视角,完善了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丰富了产业政策变迁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方法,同时亦为产业政策优化提供实践启示。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形态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模式，给企业创新带来颠覆式变革，并对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出新的挑战。然而，当前的研究缺乏对人工智能如何参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探讨。本文聚焦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基于华为鸿蒙系统的探索式案例分析，剖析人工智能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及构建过程。研究发现：（1）AI作为创新主体扮演着赋能者、支持者、联结者和驱动者的多重身份，AI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出人类与AI双元创新主体共存的特征；（2）AI作为创新技术推动了创新主体间的多层次、全方位交互，促使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特点。（3）AI与其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共演共生，在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不同阶段，创新机制呈现出专家主导—伙伴联合—协同共享的演进路径。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增强创新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指引。

制造业总体的“大而不强”在企业层面的反映即为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较低,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是制造企业高端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必经之路。结合2011—2019年IFR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制造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表征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制造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于企业加成率的促进效应在沿海区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且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从工业机器人应用中获益更大。此外,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以及非国有控股的企业更易于从中获得加成率提升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企业市场势力促进的中间机制为“技术进步效应”和“成本效应”,并且发现了机器人应用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打造的微观层面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之成效,为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伴随数字时代来临,数字责任缺失与异化现象频繁出现,引发广泛的数字信任危机。目前,企业数字责任的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关于企业数字责任的内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且学者更侧重算法责任等细分议题的讨论,缺乏对其研究内容、基本理论、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的深入探索。基于此,本文首先综合学者定义和研究视角总结了企业数字责任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社会、环境、经济、技术四维度的责任。其次,根据文献时间分布、共被引分析及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明确了企业数字责任的研究进程与重点研究内容。同时,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分别构建了基于数字视角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权力-责任均衡理论框架,进一步探索了影响企业数字责任的外部社会环境和内部组织环境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最后,结合现有研究不足,通过挖掘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嵌入研究情境,提出企业数字责任的研究展望。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现有企业数字责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企业数字责任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企业突破发展瓶颈、跨越成长障碍的核心策略，更是企业内部价值深度挖掘与外部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关键驱动力，对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鲜有研究明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本研究以2011—2020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经验证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和内部资本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影响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效果更大，研发风险较低与技术活跃性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效果更明显。本研究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积极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微观层面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后果，在实践层面对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提升市场价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减少污染”双赢目标的关键。本文以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出发，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在推动绿色创新数量提高的同时，对绿色创新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作用机制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是通过诱发企业短期化行为传递的。进一步分析显示，提高管理层能力和加大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化行为进行纠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证据。

数字创新能力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其演化逻辑和形成机制缺乏充分探索。因此,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双案例比较分析探究了核心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动态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可分为协同型数字创新能力和独特型数字创新能力,其开发过程都经历了培育、形成和提升三个阶段;第二,多主体间的协作机制是核心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开发的先决条件,可分为分布式协作和集成式协作,各自推动了不同类型数字创新能力的开发;第三,知识耦合是核心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开发的动力机制,体现了多主体间协作对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形成的内在作用机理。松散型知识耦合搭建了分布式协作与协同型数字创新能力之间的桥梁,紧密型知识耦合则搭建了集成式协作与独特型数字创新能力之间的桥梁。研究结论从多主体协作的新视角剖析了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理论文献,还为企业有效开发数字创新能力提供了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