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揭示其核心特征及实践路径,本文基于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主流报刊中6570篇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媒体报道,使用Text Rank-Word2Vec-K-Means方法和BERTopic模型分别提取新质生产力的宏观主题特征和微观主题特征,构建主题层次框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产业形态“新”、目标旨意“新”、生产方式“新”、技术手段“新”、供需模式“新”的“五新”维度,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与乡村振兴、工业制造、区域协同等25个具体领域的深度融合。由此可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驱动,多维协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特征,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企业的变革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研发投入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从技术竞合的角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目前创新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然而,企业应构建何种类型的技术竞合关系以提升研发投入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本文运用竞合理论,基于技术竞合形成路径视角将其解构为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两种类型,以2007—2022年中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探讨两类技术竞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并检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和研发投入存在U型关系。(2)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和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3)机会主义风险是两类技术竞合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4)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正向调节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和研发投入之间的U型关系,但负向调节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和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和执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了技术竞合类型及其研发投入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治理竞合关系和制定研发决策提供了对策建议。

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原动力,构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对于解决我国兼具战略性与社会性情境特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系统编排理论,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深耕于集成电路产业的湖北省江城实验室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情境下“架构者”通过采取战略架构设计、行动架构设计两类编排策略来构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2)从创新资源层面归纳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编排策略的多重作用机制,即聚焦机制、联动机制与杠杆机制;(3)归纳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以及三类核心特征,即国家使命驱动、以核心企业为“架构者”及自主探索式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不仅贡献于创新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编排等相关文献,更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目标提供新路径。

高校科技“丰产不丰收”的结构性困境长期困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然而这一普遍认知存在偏差。偏差的根源在于对“成果”的理解差异。在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中,成果应同时涵盖基础研究产出的科学知识与应用研究产生的技术成果,而狭义的理解只聚焦于技术成果的转化,忽视了科学成果的知识溢出价值,从而导致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价存在系统性偏误。本研究基于201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尤其是对“知识生产—技术转化”两阶段效率的差异进行解析,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转化政策对两类成果转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后发现:(1)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显著提升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政策介入对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具有积极作用;(2)政策工具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经济转化阶段的效率提升效果明显高于知识生产阶段,呈现出“后端强、前端弱”的政策效应特征;(3)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因高校类型和特点存在显著异质性,非理工科院校对资源供给类政策的需求更为迫切且响应度更高,这类政策推动知识生产的效应更为突出;(4)协同创新类政策则是促进理工科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的“加速器”,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价值。未来应根据高校类型的不同特点及成果转化的两阶段差异,精准施策,因校制宜,制定分层分类的差异化政策组合,构建“精准赋能、靶向施策”的政策生态,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绩效与创新效能。

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立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背景,基于制度逻辑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制度—结构—行为”三维共演分析框架,运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半导体存储产业为例,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机理。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过程包括技术市场化探索、核心技术路线培育和自主创新生态突破三个战略阶段;各阶段依次采用联动创新模式、重组创新模式和融通创新模式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制度逻辑、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战略行为通过行为塑造、结构支撑、制度重构和动能反馈四个互动机制实现三维共演。研究旨在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机理的系统性研究框架,推动制度逻辑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互补融合,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明晰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对于弥合城市间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2015—2021年企业级绿色技术专利大数据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构建了包含“供求端”营商环境、城市行政级别及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条件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动态QCA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具有流动性和稳定性特点并存的“圈层内外交互”结构,但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失衡,边缘城市仍面临网络嵌入度不足的困境。(2)“供求端”营商环境、城市行政级别、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多重并发因素,“行政级别”主导和“经济水平—营商环境”协同是实现高城市网络地位的两种等效逻辑,“供求端”营商环境的“供给拉动”和“供求联动”分别是其边缘和核心条件。(3)针对不同位置的网络主体,以营商环境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可行路径有所不同,核心城市凭借要素供给端营商环境主导,而边缘城市则依靠供求端营商环境均衡联动或要素供给端营商环境强劲驱动。一方面,该研究在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下,为国家构建城际绿色技术创新合作一体化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参考。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为城市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地位提出了多重可行路径,并为网络边缘城市提供了利用营商环境来缓解其行政级别和经济水平不高而难以改善城市网络地位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背景下,芯片技术作为现代信息产业的关键基石,为人工智能、物联网和5G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强大算力支撑,助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芯片技术领域,基于2009至2023年间的联合授权专利数据,构建了动态创新合作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其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芯片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规模在观测期间持续扩张,网络密度呈倒U型变化;(2)创新合作网络内部出现了多个凝聚子群,结构从集中向多核心形态演化;(3)在网络演化不同阶段,核心节点角色也在发生动态变化,呈现出“产-学-产”交替引领特征。本研究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策略优化提供了参考,建议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加速多核心网络结构形成以及深化多元协作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国芯片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技术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着如何快速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这一颠覆性技术提升竞争地位的紧迫挑战。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在企业提升竞争地位中的应用,详细阐释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13—2023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及其多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竞争地位,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高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数字产业的企业以及第二、三产业的企业竞争地位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补贴的增加以及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等三条主要路径显著影响企业的竞争地位。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人工智能在提升企业竞争地位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和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

在当前全球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工业智能化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对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结合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下的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随着工业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在工业智能化提升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过程中,不仅发挥着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其调节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趋势。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工业智能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在实践层面为区域创新主体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发挥工业智能化优势、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显著影响其创新活动。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创新策略抉择的作用,对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强会促使企业选择联合创新策略;(2)非正式制度中,宗族文化和董事网络对上述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金融关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该影响在国企、成熟期企业及高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究为企业借助非正式制度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优化创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明确产业技术生态成熟度利于掌握产业状态,为科学制定产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技术协同或要素相似性评价,缺乏对多层网络协同作用的系统考虑。本文基于互促驱动与映射重叠双协同视角,构建技术生态成熟度阶段与水平的判定规则,提出融合超网络模型、传递熵与二模网络映射关系的综合评价方法。以2013—2022年纳米新材料产业专利为基础,实证分析产业技术生态成熟度。结果表明通过多层网络协同规范与量化分析,可有效克服传统评价的主观性与单一维度局限,为成熟度判定提供客观依据。从驱动协同视角,纳米新材料产业技术研发合作与专利开发显著驱动市场应用,但反向驱动效应不足,处于技术体系形成期;从映射协同视角,核心技术专利与市场应用领域重叠度达90%,但研发者与市场环境协同水平较低,整体成熟度为中高水平;据此提出强化市场导向的技术联合体建设等策略,可为政府与企业优化技术生态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决策支持。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兴起,人工智能已从决策式1.0迈向生成式2.0阶段。以新一代认知计算能力为代表的机器智能(“机智”),在生成迭代优化的渐进式方案和价值重构的探索式方案中展现出显著潜力。然而,创新方案能否被采纳并实现双元协同,仍高度依赖于以高管团队认知评价为核心的人类智能(“人智”)的审慎决策。在此背景下,融通“机智”与“人智”双视角,对解析企业双元创新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本文构建起“双元创新方案生成—采纳—双元创新协同实现”机制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43家应用人工智能创新的企业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及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认知计算能力对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及双元创新协同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探索式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2)高管团队匹配性认知正向调节认知计算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的关系,而风险性认知和复杂性认知调节效应不显著;(3)数据驱动动态能力的感知响应、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3个微观过程在认知计算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数字整合利用能力的独立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从认知分工视角揭示了人机协同的互补性边界,深化了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创新的理论机制,为企业优化人机配置、统筹双元创新与战略决策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动力,如何有效联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实现数字创新“增量提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制度框架,以 2010—2021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案例,采用动态QCA方法从时空维度深入考察多因素驱动的数字创新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研究表明:(1)政府、市场和社会单一制度因素均不构成驱动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必要条件。(2)多因素形成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组合效应具有“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特征,存在政府引领型、政府-市场激励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类典型的数字创新“增量”的制度组合,以及政府-社会推动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数字创新“提质”的组态路径。(3)基于组态的空间情境分析显示,城市数字创新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增量提质”中政府发挥着引领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多依靠市场培育。(4)在多时段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政府引领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制度组态属于驱动数字创新的“主导轨迹”,始终稳定出现。本研究既拓宽了数字创新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重构与演变,能够帮助企业分析如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归纳了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商业化的五个基本议题,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价值视角归纳了案例企业美的集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实践智慧。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由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导、价值获取、价值维护和价值形态六个要素构成的动态闭环分析框架。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迭代产生渐进式的重构,机器智能、可信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分别为技术使能、技术信任和技术泛在化三个阶段提供技术基础。第三,美的集团的实践提供了由“+AI”模式向“AI+”模式演变的智能化路径。研究为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创造独特价值、获得新竞争优势提供了研究思路和路径参考。

融通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关键着力点。本研究选取“纽脉医疗”进行纵向案例研究,从创新链视角探讨了融通创新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路径。研究发现:(1)融通创新嵌入在创新链“发现—发明—发展”的递进演化中,呈现为纵向递进、横向延展、横纵交叉等多维动态特征;(2)融通创新具有多阶段关联交互和多主体共生竞合的双重属性,体现为吸收式、互补式、协同式等融通模式;(3)融通创新推动了“要素—资源—生态”的层级跃迁,表现为融合型适配、整合型协作、耦合型集成等融通机制。本研究构建了融通创新的演进过程模型,提炼了融通创新的作用模式和实现机制,为科技企业创新实践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经济主体对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不仅是数据要素价值发挥的重要途径,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结合2009—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省份与城市层面数据,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2)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关键中介机制;(3)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智能化投资水平、高管数字化背景、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在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行业企业有着更高的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本文从内外部资源整合的视角探究了企业数据要素的利用过程,丰富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管理启示。

立足国内技术转移大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入考察省际高质量技术转移网络的演化与内生机制,是高质量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本文以高价值专利表征高质量技术,构建起省际高质量技术转移网络,对其结构特征以及演化形成的内生机制进行刻画与分析。研究发现:2001—2021年间,高质量技术转移呈现由“一枝独秀”向“遍地开花”的态势跃迁,网络整体表现出典型的 “小世界”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核心位置向东部地区转移,“区域集聚”与“两极分化”特征日益凸显,区域间的技术鸿沟进一步加深。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实证表明,中国省际高质量技术转移网络存在显著的互惠效应、马太效应、连通闭合效应与时间依赖效应,网络演化伴随“路径依赖”“偏好依附”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促使高质量技术转移网络的结构明显完善,转移关系更加稳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在有效提升网络一体化程度和高质量技术转移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等级效应。本文将研究视角纵深拓展至高质量技术转移领域,弥补了既有研究对技术转移网络内生机制探讨的不足,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国内技术转移大循环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对推动其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376家应用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实证探究“用户-平台”融合(功能融合与主体融合)影响平台用户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与情境机理。结果发现:(1)“用户-平台”功能融合与主体融合对平台用户商业模式创新(价值主张创新、价值创造创新和价值捕获创新)具有正向影响;(2)组织敏捷性(运营调整敏捷性和市场利用敏捷性)在“用户-平台”融合与平台用户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平台领导力和平台安全性正向调节“用户-平台”融合对平台用户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的正向影响;(4)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用户-平台”功能融合对平台用户组织敏捷性的正向影响及组织敏捷性对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用户-平台”融合促进平台用户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为制造业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借鉴。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对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技术赶超国家数字化创新的新阶段,智能制造后发企业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创新主体。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从数据价值链视角系统探索了鞍钢集团作为智能制造后发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中的发展阶段、演进路径、内在机制及技术创新模式等。研究发现:(1)数据要素驱动智能制造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经历了数据要素集聚效应阶段、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阶段与数据要素双轮效应阶段三个阶段,并破解了技术路径选择困境、专用技术跨场景复用困境与跨领域技术创新合力不足困境;(2)通过锚定数据价值链“前端—后端—全栈”形成“数据资源化—数据产品化—数据要素化”的数据价值化演进路径,支撑相应的数据资源编排方式;(3)通过“引力式数据资源编排—赋能式数据资源编排—反馈式数据资源编排”三种数据资源编排方式,驱动“技术融合式创新—技术开源式创新—技术协同式创新”的技术跃迁,进而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场景技术局限与国产替代难题。本文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既从学理层面揭示了技术赶超国家智能制造行业突破“卡脖子”的内在过程机理,又抽象出一条针对其他大国重器创新研发有借鉴意义的“鞍钢道路”。

识别前沿技术对于企业研发战略决策和政府科技创新战略规划的制定至关重要。针对目前在前沿技术识别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即传统主题模型无法挖掘行业特定技术术语、无法推理技术主题和潜在应用领域之间关系,以及缺少对前沿技术主题应用场景的深度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前沿技术识别方法。以智能可穿戴领域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发现:(1)大语言模型相较于传统的主题模型和以词语相似度、词向量为基础的聚类法等方法,能够从专利文本数据提取更专业的技术信息,能够更好地挖掘出技术术语和前沿技术主题。(2)大语言模型的深度语义解析能够有效挖掘出前沿技术主题的潜在应用领域和未来应用场景;前沿技术主题—潜在应用领域—未来应用场景的系统关联分析,为系统识别具有潜在应用领域和未来应用场景的前沿技术提供了基础。(3)利用“综合指标评价—深度语义解析—应用场景分析”的三元耦合分析思路构建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前沿技术识别方法,可以系统地识别出既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又具有潜在应用领域和未来应用场景的前沿技术。本文构建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前沿技术识别方法,丰富了现有前沿技术识别方法,为前沿技术识别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企业有效应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既是全面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前提，也是以数字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学界暂缺乏对这一知识体系的系统梳理。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系统归纳的综述方法，从国内外高水平期刊筛选108篇关联文献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进行梳理，构建“概念分类-成因表现-应对机制”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呈现出多维度、结构化的内涵特征，包括数字化技术创新悖论、数字化市场创新悖论与数字化组织创新悖论；第二，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在技术、市场与组织层面分别表现出不同成因与典型形态，反映出其内在复杂性与动态发展性；第三，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需融合多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动态能力、模块化、最优区分、制度逻辑、数据伦理、悖论式领导以及组织双元性七大理论基础，提炼出19种具体应对机制，构成系统化的策略体系；最后，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数字化进程中可能涌现的潜在悖论问题，以期为后续理论构建提供详尽的研究方向与分析工具。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产业链存在大量断点、堵点、痛点，关键环节国产替代率低等问题日益突显，如何推动那些在细分领域拥有“绝活”的专精特新企业快速嵌入产业链，并在赋能产业链的同时企业自身实现高质量成长，这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以产业链双向赋能为研究视角，本文对2家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双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处理，旨在探索专精特新企业螺旋式高质量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成长过程包括精准定位、高度耦合、关联拓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产业链赋能视角下补链机制与强链机制协同演化，形成一个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上升的螺旋式高质量成长路径，它们环环相扣、逐层递进。为在“质”和“量”方面获得高质量成长，企业每个阶段均需要对资源编排各维度进行部署。总体来看，资源结构化在所有阶段的重要性程度均很高，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的重要性则伴随阶段演进逐步提高。本文不仅对企业高质量成长研究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深化，同时考量了补链机制和强链机制间关系，拓展了产业链赋能在新形势下的适用情境与边界。研究结论对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发挥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提升我国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也是亟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研究结合网络编排理论，对中车株机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融通的客观实践进行了探索性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在 “孵化-扩张-稳定发展”的迭代过程中，相互间的网络关系依赖度和技术互补性逐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局部试点向全球协同的演化路径；（2）核心企业的网络编排实践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落地的关键杠杆。网络编排实践由合法耦合探索、创新杠杆管理及网络生态拓展三部分构成，其推动该系统从核心企业主导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3）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逻辑呈现由合法化逻辑向融通逻辑过渡的特征。本文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既是对网络编排理论在跨国情境下的应用拓展，同时也是在中美技术脱钩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突围和技术标准融通治理的理论规律的挖掘、尝试与探索。

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是我国实现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对三一集团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智赋能、资源协奏与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具有提升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立体赋能作用，产生组织破壁、跨界融合和动态调适的赋能效应；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构建的不同阶段采用异质性资源协奏方式。资源协奏作为企业主动管理资源能力的行为，依次通过“整机切入+高度灵活性”拼凑方式、“战略合作+纵向一体化”整合方式和“完善生态+立体化共演”协奏方式实现产业链生态正反馈循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经历了“由点到网”的演化过程。链主企业通过点式突破、链式协同和生态融通三种模式，形成面向产业链生态的技术创新驱动力、产品市场引导力和资源整合协同力。本研究揭示了数智赋能下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演化的资源协奏机理，为产业链数智化转型、资源动态管理和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当前,新一代科技创新政策正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重新界定“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和“政策范式”等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发展政策的概念,作为新一代科技创新政策发展方向,分析了从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再到创新发展政策的范式转变过程及其主要特征,为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套理论思想体系。文章主要结论包括:(1)创新是一个多元价值创造并实现增值循环的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创造。(2)创新发展是指创新驱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其实质是在创新和发展的目标与行动高度耦合下,实现多元价值创造并实现增值循环,强调创新对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作用以及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和发展的可持续性。(3)创新发展政策是新一代科技创新政策,是指政府和政党为实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所确定的行为准则和采取的行动计划。(4)政策范式是指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共同认可的政策价值理念、政策标准规范和政策概念体系。(5)科技创新政策范式经历了从科技政策范式到创新政策范式,再到创新发展政策范式的历史演进,核心是对创新与发展内涵外延以及两者之间系统耦合关系认识的拓展。本研究为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方法指导,为创新发展政策科学发展奠定重要理论思想基础。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驱动下,企业数字化既被视为优化创新网络结构和增强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也成为推动价值共创、实现产业协同升级的重要路径。然而,关于企业数字化促进价值共创的机制仍存在认知分歧。本文基于2010至2023年医药制造业148家上市企业研发合作产生的专利数据,构建包含2072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模型,剖析企业数字化对价值共创的总体效应、作用渠道及情境特征。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对价值共创的广度和深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自我网络稳定性和自我网络惯例在企业数字化对价值共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合作动机在企业数字化影响价值共创的作用路径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研发合作视角出发,揭示了企业数字化影响价值共创的内在机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与价值共创的研究视角,在实践上为企业优化自身网络结构和优化数字化战略提供了实践指导。

海洋强国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组织间协同创新合作成为突破海洋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重要模式。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各类海洋政策引导下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尖锐问题,特别是产学研之间技术创新协同的割裂以及缺乏有效的横向与纵向协同创新机制,鉴于此,本文使用联合申请专利数据从协同创新角度构建产业技术创新的无向加权网络,利用网络可视化和ERGM方法深入分析该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海洋政策引导下,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协同网络的核心力量,协同主体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2)内部驱动机制中,中心性和传递性成为关键的内部驱动因子,技术创新协同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核心主体的聚类效应和传递性机制的促进作用;(3)外部驱动机制中,地理距离影响协同倾向,同类组织协同提高效率,跨制度协同具有互补性,文化差异对协同网络影响减弱。在现有政策下,产业技术创新现状与驱动机制因素的分析,也将为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

国内外一些优秀的中小企业通过微创新战略实现了可持续成长,但对于微创新战略是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回答。对此,本研究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对全球吸管行业第一品牌、国内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义乌市双童公司进行纵向案例分析,试图剖析中小企业微创新战略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中小企业的微创新战略遵循“差异化”-“专业化”-“集成型”-“平台型”的路径演进,这一路径成为驱动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动力源。(2)在微创新战略的引导下,中小企业通过“环境洞察能力-组织柔性能力-变革更新能力”的循环路径构建并持续提升其动态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成长。(3)在不同的微创新战略作用下,中小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的机理呈现出结构优化、专业技术知识优化、知识协同优化和共生关系优化四种差异性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根据自身战略定位有针对性地集中资源优化价值链上的不同关键性活动。本研究不仅扩展了微创新与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更为我国中小企业可持续成长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命题和迫切实践诉求。本文系统梳理1991—2024年管理学和法学领域的数据价值文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设计,凝练出数据价值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哪些数据有价值?数据有哪些价值?如何实现数据价值?分别对应数据的价值属性、价值内容和价值实现。研究表明:(1)数据的特有价值属性表现为本质上的非物质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固有属性,包括技术上的可复用性、经济上的规模报酬递增性和权利上的有限排他性。(2)数据价值内容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从数据主体即数据经营者、数据提供者和数据治理者角度来看,价值目标分别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数字公平和保障数据安全。(3)数据价值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价值创造、流通和分配等环节,数据价值创造以数据标准化为基石,具体包括数据资产化、产品化和资本化,数据价值流通亟待破解定价难题,有序开展数据交易、开放和共享,通过数据价值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数据公平的实现。最后,围绕数据价值系统运行机理和实现机制的理论与方法给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攻关“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研究专精特新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证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控制内生性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强度政府补贴削弱了政策效果,该抑制效应对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尤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数字金融发展放松了传统金融发展不平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约束进而增益了政策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专精特新认证政策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学理支撑,但政府部门应重新审视“自主申报—专家评审—政府拨款”的传统遴选机制,并推动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积极补充,以进一步优化专精特新认证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绿色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正加速推进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成为转型的关键途径。本研究以(康恩贝)凤登环保的绿色转型为例,针对绿色与数字技术认知差异,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构建了一个以绿色认知和实践经验为引领的企业绿色动态能力逻辑体系。研究发现,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双重认知—投资行为—绿色动态能力”的能力构建机制。首先,双重认知分别经历了特定的演化过程,绿色认知经历了“聚合—解构—重构”的过程,而数字认知则表现为“启蒙—觉醒—拓展”的变迁;其次,绿色知识和绿色绩效的引导是数字化投资落实的关键,数字化投资行为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采纳,并发展为对外部机遇的积极拓展;最后,在绿色认知引领下的数字化投资实践中,企业逐步构建了一套涵盖绿色价值感知、绿色价值重构、绿色价值转化在内的绿色动态能力体系。本文的理论框架为理解绿色转型企业如何通过双重认知驱动绿色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人工智能是典型的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的交叉学科,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与融合性。在“人工智能+”行动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从整合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人工智能赋能的底层逻辑,系统厘清赋能本质机理,对明确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优化人工智能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人工智能赋能的本质是“数据整合-知识整合-系统整合”的三重整合,即数据整合实现跨模态、跨时空、跨领域的数据融合,知识整合实现关联识别、因果推理、矛盾发现、收敛逼近、突变涌现五大能力的驱动,系统整合实现基础技术、功能技术和领域技术的工程化落地。针对整合中面临的数据流通机制尚不健全、算法偏见与决策偏差、系统安全脆弱性增大等问题,建议:完善数据流通制度和标准建设,强化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防护;加强算法偏差治理,提升模型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创新智能系统整合落地,提升工程韧性与伦理合规能力。本研究对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知识产权壁垒作为如今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是阻碍抑或倒逼中国出口企业自主创新?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答案。本文以美国对中国出口企业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调查（简称337调查）为例，基于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减少外部技术引进、强化政府研发支持等途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企业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放大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提升效应不如国有企业，同时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提升作用也要弱于低市场化地区；企业出口依赖度、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正向调节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动态的理解，而且为我国应对西方国家的科技打压、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政策启示。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不仅要追求效率更要兼顾安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安全为主、效率兼顾的自主可控产业价值链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技术赶超、经济发展与稳定安全。为回应何以构建以自主可控为目标的中国产业价值链这一主题，本文基于系统韧性视角围绕中国大型无人机产业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中国链的典型特征、构建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第一，不同于大规模制成品可以从“嵌入者”身份起步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逐步培育自身竞争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大型无人机这类复杂敏感产品唯有以“主导者”起步才能规避“低端锁定”的嵌入型风险、掌握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主导权。由此本文从适用产品、起步情境、行动主体、行动路径与行动逻辑五个维度提炼以“主导者”为起点的中国产业价值链典型特征。第二，提出构建自主可控中国链的过程理论模型，即：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即研发端和服务端是构建中国链的关键环节，同时系统韧性以预期性和过程性两种类型共同作用于关键环节，具体以技术创新和组织协同为载体推动产业价值链实现自主可控。第三，机会窗口与我国航空产业的配套模式是保障自主可控中国链得以构建的必要条件。本文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拓展系统韧性理论研究范畴、丰富中国链的学术内涵、打开其构建路径的“黑箱”，也有助于为链主企业强化主体地位、以点带链引领全球产业价值链创新提供启示借鉴。

我国技术创新的模式已经进入了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从技术跟随者到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的关键转型阶段，在这一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更新迭代实现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本文以北斗导航技术企业为例，以2012年12月27日我国公布信号接口控制文件、允许国外厂商进入这一政策作为典型事例，利用2000—2022年北斗导航技术企业面板数据，构建断点回归模型，探究外商准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的创新在于选取微观市场机制分析作为切入点，为科技创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建立逻辑关系，为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模式提供充分依据。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外商准入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水平，促使北斗导航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北斗导航系统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并且在关键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2）外商准入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巨大、市场需求多样性以及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的优势，有利于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水平；（3）外商准入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有效配置创新资源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在中美科技脱钩现状下，如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成为重大工程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的方法，力图通过追溯中国高铁产业技术赶超历程，揭示重大工程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平台的演变推动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进；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进的不同阶段，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协同创新机制也在不断演化；制度-组织-知识协同三者互为支撑，共同促进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进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根植中国实践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平台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未来诸多重大工程的“卡脖子”技术攻关提供了实践启示。

面临产业链位置深度嵌入、价值活动高度定制、客户群体精度细分等情境特征,定制化成为专精特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本文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2017—2022年间的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探究了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供应商集中度和数字化程度都会增强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3)客户集中度则会削弱定制化战略的促进作用;(4)高创新能力的专精特新企业使用定制化战略更具盈利能力;(5)企业的地域异质性对定制化战略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6)相较于外部定制化,内部定制化对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创新性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定制化战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拓展和丰富了对专精特新企业行为和绩效的理论洞察,研究结论可以为专精特新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连续性冲击事件是引发中国先进制造企业供应链韧性建构的关键外因。本文采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剖析华为在美国经贸制裁政策打击下培育企业供应链韧性的过程机理,揭示了先进制造企业动态建构供应链韧性的内在动机、行动机制及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第一,降低外部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是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建构供应链韧性的直接动机。第二,当政策冲击对案例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资源依赖关系产生影响时,企业会采取差异化的连续性管理措施分步降低不确定性。第三,在连续性冲击情境中,企业通过能力生成与能力沉淀的双重机制,实现了供应链韧性能力组合的提升与优化。通过整合资源依赖理论与连续性管理理论,本文为从关系视角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建构提供了有效思考,同时打开了资源依赖关系变化维度与约束吸收策略选择关系的黑箱,揭示了先进制造企业供应链韧性迭代发展的内在机理。

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升级至关重要。本文以长安汽车发动机技术为例,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此构建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的演化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动力来源于内外生双轮驱动机制;其突破路径表现为“显性技术牵引-隐性能力跃迁”的突破模式,呈现出四阶段动态演进目标,显性技术实践演化历经“广度搜索-知识吸收-深度积累-知识创造-系统集成-本地引领”的渐进式突破路径,驱动隐性能力体系完成“技术基础能力构建-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技术集成能力构筑-全球竞争能力跃升”的层级跃迁;技术创新能力遵循“知识吸收-深度积累-知识创造”的培育逻辑,铸就了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向外突破与向内深耕的双重势能;“显性技术牵引-隐性能力跃迁”突破模式引发了“企业-市场”的双向重构效应,一方面推动组织惯例从模仿适应向标准定义转变,另一方面触发传统市场架构解体,表现出“创造性毁灭”的动态重构过程。旨在为后发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锻造自主可控技术创新链提供实践范式,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根基的夯实与产业价值链跃升的微观实践落地。

链主企业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了更好地把握链主企业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本文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对该主题的文献开展关键词共现、作者共现及关键词突现等可视化分析,围绕链主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研究概况、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回顾。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组织模式、引领方式、产业绩效等三个主题展开探讨;在研究视角上,体现了从中观到微观再到中观的研究趋势;在研究情境方面,关注点从传统组织情境转向新组织情境;从研究趋势来看,未来可基于新组织情境以及不同产业环境深化链主引领对跨产业融合、创新范式及产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明确了链主企业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知识脉络和研究边界,为构建以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治理结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