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立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背景,基于制度逻辑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制度—结构—行为”三维共演分析框架,运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半导体存储产业为例,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机理。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过程包括技术市场化探索、核心技术路线培育和自主创新生态突破三个战略阶段;各阶段依次采用联动创新模式、重组创新模式和融通创新模式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制度逻辑、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战略行为通过行为塑造、结构支撑、制度重构和动能反馈四个互动机制实现三维共演。研究旨在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机理的系统性研究框架,推动制度逻辑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互补融合,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以2011—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试图探究并阐释科技创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投入主要通过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突破赋能机制、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要素配置赋能机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3)异质性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高科技行业和技术密集型特征等内部条件,均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我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发展新机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启示,并为企业在竞争中占领新高地、坚持自主创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新质生产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科学把握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及演进特征,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点。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运用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从区域知识基础、技术关联与路径依赖三方面设计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化理论框架,进一步从产业视角出发,构建包含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三个方面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考察我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观察期内,我国整体新质生产力水平逐年上升,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是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新质产业短板”;空间相关性方面,东中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存在极化现象;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东-东北部的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增大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明确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方向,促进各地区依据自身产业基础及资源禀赋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行路径。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专精特新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构建混合fsQCA和线性回归的复杂中介模型,探究数字化动态能力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跃度的路径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7—2023年中国专精特新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化感知能力、数字化抓取能力和数字化转化能力协同作用,形成了6种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跃度的组态。(2)6种数字化动态能力对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其中,数字化转化能力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性促进作用。(3)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动态能力通过驱动创新活跃度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数字化转化能力的缺乏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研究结论对专精特新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优化,创新活跃度的提升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背景下,芯片技术作为现代信息产业的关键基石,为人工智能、物联网和5G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强大算力支撑,助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芯片技术领域,基于2009至2023年间的联合授权专利数据,构建了动态创新合作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其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芯片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规模在观测期间持续扩张,网络密度呈倒U型变化;(2)创新合作网络内部出现了多个凝聚子群,结构从集中向多核心形态演化;(3)在网络演化不同阶段,核心节点角色也在发生动态变化,呈现出“产-学-产”交替引领特征。本研究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策略优化提供了参考,建议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加速多核心网络结构形成以及深化多元协作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国芯片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其能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4—2021年中国28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胡焕庸线东侧、行政等级高、人才集聚能力强以及信息化水平完善的城市,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强。机制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通过释放创新效应和创业效应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但创新效应和创业效应的作用强度会在不同的城市区位、行政等级、人才集聚能力和信息化水平下存在异质性。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影响因素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政策启示。
全球竞合格局下,国家创新体系提效增能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环节。国家创新体系的“效”和“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表征、相互反馈,最终实现其整体效能的跃升。本文从“效”“能”并重的角度探赜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多重逻辑意蕴:其现实逻辑在于战略需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道路,而国家创新体系提效增能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求;其底层逻辑在于追根溯源,通过解构整体效能的生成机制,还原国家创新体系提效增能的本质,为持续提效增能奠定扎实的基础。其理论逻辑在于理清脉络,基于多维视角,将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外循环”与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下的“内循环”进行嵌合分析,搭建国家创新体系提效增能的理论框架。其实践逻辑在于破局跃迁,聚焦于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产生的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从优化内部结构与拓展功能产出破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随着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技术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着如何快速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这一颠覆性技术提升竞争地位的紧迫挑战。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在企业提升竞争地位中的应用,详细阐释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13—2023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及其多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竞争地位,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高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数字产业的企业以及第二、三产业的企业竞争地位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补贴的增加以及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等三条主要路径显著影响企业的竞争地位。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人工智能在提升企业竞争地位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和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逐渐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文章以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专利文本信息中识别出数字专利,进而构造数字技术创新指标,并考察其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的市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的检验中依然成立。上述提升作用在高科技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大公司中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以及提升创新效率这三重机制影响市场价值。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价值增长的提升作用,对中国数字技术相关的政策设计具有参考价值,为推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建议。
如何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企业创新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问题。已有研究普遍从公司创业投资的“单一主体”、母公司与创业企业的“竞争关系”展开,忽视了公司创投驱动的多主体(母公司、公司创投机构、创业企业),尤其是母公司与创业企业的价值共享。本文以1998年至2022年间获得公司创投扶持并成功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每个公司创投机构排除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限制后的超额投资组合规模,讨论投资组合规模对被投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以及对母公司的战略影响,探讨中国情境下公司创投的共生机制和价值共创路径。实证检验发现,投资组合规模促进了被投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同时投资组合规模对被投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也帮助母公司更有效地获取新的技术增长点,为母公司创新绩效创造价值。机制检验表明:投资组合规模通过技术纽带机制、失败容忍机制和关系网络机制,对被投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正向的溢出效应。拓展性分析表明:投资组合规模在公司创投机构专业能力较弱、单独投资或领投机构具有政府背景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强。本文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司创业投资调整资本要素从短期的“风险与收益平衡”转向匹配“长期价值创造”的创新激励机制,为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构建富有成效和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启示。
如何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来优化公共环保政策是数字时代下绿色转型的难题。本文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数据要素集聚对环保补贴有效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提升了单位环保补贴对绿色创新的撬动作用,即对环保补贴政策实施发挥显著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识别发现:数据要素集聚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数据管理效能,加强外部治理效力,从而增强环保补贴有效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见诸重污染行业、非高新技术以及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表明数据要素集聚能够缓解环境规制而致的资源错配。进一步地,数据要素集聚也能够撬动环保补贴来促进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再次验证绿色治理效应。本文证实数据要素集聚有助于放大环保补贴政策的撬动作用,可为公共环保政策治理提供新路径。
绿色发展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主体,在推动绿色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战略联盟通过组织边界的渗透加速资源要素在联盟企业间流动,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战略联盟视角分析其对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本文从战略联盟这一企业间合作网络视角出发,以2014—202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战略联盟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持续性。(2)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战略联盟通过增强企业动态能力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持续性,具体表现为企业机会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和资源重构能力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战略联盟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绿色知识存量较高的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位于公众环保诉求较高地区和文化多样性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战略联盟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间合作背景下提高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聚焦“无废城市”建设这一重要环保战略,建立政府、股东和企业三方策略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各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讨“无废城市”政策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废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在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减排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机制检验显示,股东的绿色关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尤其是环保意识较强的股东推动了企业在绿色创新上投入更多,增强了创新效果。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无废城市”建设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果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主要源于国有和大型企业拥有更多资源、技术及政策支持,能够更好地响应政策要求,而民营和中小企业则受限于资源和创新能力,绿色创新效果较弱。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无废城市”建设的微观作用机理和差异化影响效果,为深化“无废城市”政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明晰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对于弥合城市间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2015—2021年企业级绿色技术专利大数据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构建了包含“供求端”营商环境、城市行政级别及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条件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动态QCA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具有流动性和稳定性特点并存的“圈层内外交互”结构,但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失衡,边缘城市仍面临网络嵌入度不足的困境。(2)“供求端”营商环境、城市行政级别、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多重并发因素,“行政级别”主导和“经济水平—营商环境”协同是实现高城市网络地位的两种等效逻辑,“供求端”营商环境的“供给拉动”和“供求联动”分别是其边缘和核心条件。(3)针对不同位置的网络主体,以营商环境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网络地位的可行路径有所不同,核心城市凭借要素供给端营商环境主导,而边缘城市则依靠供求端营商环境均衡联动或要素供给端营商环境强劲驱动。一方面,该研究在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下,为国家构建城际绿色技术创新合作一体化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参考。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为城市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地位提出了多重可行路径,并为网络边缘城市提供了利用营商环境来缓解其行政级别和经济水平不高而难以改善城市网络地位的经验证据。
税收激励在经济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通过宏观调控影响企业的微观创新行为。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专用设备投资抵免这一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对不同污染程度行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同时,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与重污染行业企业创新活动之间也呈现“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指出,在行业景气度高、政府干预程度低、资本密集度高的情形下,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仍然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关系。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财政补贴不会通过替代效应影响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也不会扭曲环保型税收激励政策的经济效果。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完善环保型税收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商业信用风险的不确定性是制约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的关键因素,供应链数字化能否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供应链敏捷性视角,将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作为供应链数字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上市公司2014—2022年数据研究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商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商业信用风险,表现为在商业信贷中降低使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等高风险的商业信用模式。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提高客户敏捷性、运营敏捷性和合作敏捷性,影响供需匹配、运营效率和信任网络,最终作用于商业信用风险。此外,供应链数字化对非国有企业、低行业集中度企业和低信任水平地区企业商业信用风险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本文为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及其对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经济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促进产业—科技—金融循环发展、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研团队的学缘结构和职业履历多样性深刻影响创造力,但其影响的方向和机制并不清晰。本文以中国科学院99个团队的1054名科研人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简历编码、问卷调查、文献计量等多种方法构建数据集,建立跨层次模型,检验了团队学缘结构和职业履历多样性对成员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履历多样性与科研人员创造力显著正相关,且知识共享是主要的中介机制;学缘结构多样性则依赖于授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仅在授权水平较高时才会提升认知摩擦、知识共享与成员创造力。研究构建了团队认知信息处理框架,阐明了多样性的价值兑现机制:通过成员既有的跨界能力或领导有意识的组织赋能,在互动中建立正向反馈。据此,本文提出应当促进科研人员的职业流动,并在学缘结构多样的团队中加强放权赋能。
在“AI+”背景下,探讨员工-AI合作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的重点议题。本研究基于激活理论,揭示了员工-AI合作对创新行为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三阶段问卷调查收集了301份样本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发现:(1)员工-AI合作与创新行为呈倒U型关系,说明适度水平的合作最有利于激发创新;(2)认知灵活性在二者之间发挥曲线中介作用,表现为员工-AI合作通过诱发认知灵活性的倒U型变化,进而影响创新行为;(3)成就动机调节了员工-AI合作对认知灵活性的倒U型影响,既延缓了认知灵活性下降的临界点,又缓解了认知灵活性下降的趋势。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线性思维,深化了对员工-AI合作影响创新行为的非线性认识,也为管理者打造创新型人机协作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科技人员混合创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但现有研究对两者内在关联仍缺乏深入阐释。本研究基于“知识整合”理论,构建了科技人员混合创业—知识整合—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链式关系概念模型,并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以湖北省326家科技人员混合创业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科技人员混合创业对科技成果利用式转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科技成果探索式转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科技人员混合创业对知识整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科技人员混合创业与科技成果利用式转化之间的关系发挥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科技人员混合创业与科技成果利用式转化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科技人员混合创业在促进探索式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着局限性。本研究对政府和相关单位(科研院所及高校)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的优化具有参考价值。
许多企业通过雇佣前创业者员工推动公司创新。本文基于身份理论并结合怀旧理论,将多重身份置于“张力—协同”双通道框架下,探讨前创业者员工在新旧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身份冲突和身份增强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37名前创业者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三阶段数据收集,并通过路径分析和Bootstrap检验进行模型验证。研究发现:(1)身份冲突对前创业者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身份增强对前创业者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内在动机在身份冲突、身份增强与前创业者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创业身份怀旧增强了身份冲突通过内在动机对前创业者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间接影响效应,但创业身份怀旧对身份增强通过内在动机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间接效应的削弱作用未得到支持。本文揭示了身份关系通过内在动机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性机制及其作用的边界条件,丰富了学术界对于多重身份研究的探讨,并拓展了前创业者再就业进入职场后的行为研究,为企业激活前创业者员工创新潜能以及前创业者员工职业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