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叠加的背景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演化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逻辑动态统合的视角,系统解析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1)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国家战略需求、外部环境压力倒逼与企业自身能力提升三者协同驱动的动态演进结果,其角色从技术的被动应用者,逐步升级为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主导者,直至新时代被赋予引领全链条科技创新、承担基础研究重任的核心主体。(2)新时期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本质是应对国际技术封锁与产业链风险的战略抉择,核心在于推动企业从“重技轻科”向“科技并重”转型、承担基础研究“0→1”突破与前沿引领的双重使命,通过主导“科技重大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四维环节,打通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3)强化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在于构建“国企—民企二元驱动、基础研究生态赋能、四轮体系协同运行”的立体化推进格局,系统筑牢科技自立自强的微观基础。本文拓宽了强化企业技术开发主体地位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参考及对策建议。
在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时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核心内生动力。鉴于农业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部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2000—2020年1820个县级样本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非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技术创新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整体影响及其多维度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创新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农业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农业技术条件推动城乡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揭示,农业技术创新对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水资源丰富的县域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创新与“共同”维度之间呈“倒N型”非线性关系,与“富裕”维度之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为农业技术创新如何阶段性地改善城乡收入增长与分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经验证据。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显著影响其创新活动。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创新策略抉择的作用,对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强会促使企业选择联合创新策略;(2)非正式制度中,宗族文化和董事网络对上述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金融关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该影响在国企、成熟期企业及高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究为企业借助非正式制度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优化创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在强调科学驱动创新的当下,基于科学的企业却频频违规,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这类企业的违规行为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以2008年—2019年的基于科学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该类企业违规的预测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尝试解析了该类企业的治理过程。研究发现:(1)企业层面因素更能预测该类企业的违规行为,违规行为的产生机理主要源于企业异质性带来的企业效应;(2)作为最重要的预测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资产利润率降低了基于科学的企业违规概率,而资产负债率提升了这类企业的违规概率;(3)由于科学家和外部投资者的注意力焦点不同,该类企业的治理面临着“科学”和“资本”的权衡,可能会出现“科学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悖论,3种可能的路径有助于缓解悖论,增强“科学”导向,聚焦长期利益,降低违规倾向。本文拓展了基于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研究,为该类企业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提供了实践参考,也为投资者筛选投资项目以及参与企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如何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A股专精特新上市企业2011—2022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通过促进吸收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者关注度提高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企业层面上,企业合作文化异质性不会对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在区域层面上,地理位置异质性会对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性影响。经济影响检验表明,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通过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提升了专精特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关系,为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提供经验证据和现实依据。
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和规模限制,在创新之路上常常难以“独善其身”,创新力不强的困境近年来不断凸显。探讨如何运用政策工具驱动中小企业创新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合作创新的视角考察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中小企业创新力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创新力,体现为创新持续性、创新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力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创新。(3)该政策通过加计扣除与合作创新相关的费用,降低了合作伙伴的搜索成本和知识泄露的风险成本,从而提升了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意愿。(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且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以及科技中介和创新平台建设更完善区域的企业从政策优惠中获益更大。本文丰富了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中小企业通过合作创新促进创新力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明确产业技术生态成熟度利于掌握产业状态,为科学制定产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技术协同或要素相似性评价,缺乏对多层网络协同作用的系统考虑。本文基于互促驱动与映射重叠双协同视角,构建技术生态成熟度阶段与水平的判定规则,提出融合超网络模型、传递熵与二模网络映射关系的综合评价方法。以2013—2022年纳米新材料产业专利为基础,实证分析产业技术生态成熟度。结果表明通过多层网络协同规范与量化分析,可有效克服传统评价的主观性与单一维度局限,为成熟度判定提供客观依据。从驱动协同视角,纳米新材料产业技术研发合作与专利开发显著驱动市场应用,但反向驱动效应不足,处于技术体系形成期;从映射协同视角,核心技术专利与市场应用领域重叠度达90%,但研发者与市场环境协同水平较低,整体成熟度为中高水平;据此提出强化市场导向的技术联合体建设等策略,可为政府与企业优化技术生态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决策支持。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兴起,人工智能已从决策式1.0迈向生成式2.0阶段。以新一代认知计算能力为代表的机器智能(“机智”),在生成迭代优化的渐进式方案和价值重构的探索式方案中展现出显著潜力。然而,创新方案能否被采纳并实现双元协同,仍高度依赖于以高管团队认知评价为核心的人类智能(“人智”)的审慎决策。在此背景下,融通“机智”与“人智”双视角,对解析企业双元创新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本文构建起“双元创新方案生成—采纳—双元创新协同实现”机制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43家应用人工智能创新的企业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及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认知计算能力对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及双元创新协同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探索式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2)高管团队匹配性认知正向调节认知计算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的关系,而风险性认知和复杂性认知调节效应不显著;(3)数据驱动动态能力的感知响应、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3个微观过程在认知计算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数字整合利用能力的独立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从认知分工视角揭示了人机协同的互补性边界,深化了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创新的理论机制,为企业优化人机配置、统筹双元创新与战略决策提供实践启示。
驱动科技向善作为实现科技普惠、化解重大社会性议题以及赋能社会脆弱与特殊群体的关键行动,对回应利益相关群体诉求、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构建了消费者、企业与政府三方协同驱动科技向善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与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并运用Matlab 2024a进行数值仿真分析,考察关键参数变化下各主体行为策略演化路径。结果表明:在协同驱动科技向善过程中,三方博弈主体最终演化稳定策略是消费者参与科技向善、企业积极落实科技向善以及政府对科技向善进行严格治理;三方主体初始策略选择概率、政府奖惩、企业商业与声誉收益、消费者收益、三方主体损失等参数的不同取值会显著影响其行为策略的演化,即三方主体初始策略选择概率提高、政府奖惩强化、企业商业与声誉收益改善、消费者收益强化以及三方主体消极策略所引致损失的增大,均对演化系统达到理想的稳定状态产生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协同驱动科技向善的机制探索,为推动消费者、企业与政府的策略选择朝积极方向演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采取有效政策举措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本文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试点这一政策实践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2年26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结果稳健。(2)异质性结果表明,在东部、省会及非资源型城市,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明显。(3)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公众环境关注度及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是试验区建设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4)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间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示范带动效应,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会对周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本研究不仅弥补了既有研究对试验区建设作用机理阐释不足的理论缺口,而且对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试点工作以及制定促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企业创新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了积极有效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把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手段,将税收减免额逐年提高,但由于研发投入结构失衡、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企业创新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并在传统PSM-DID方法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基于机器学习的异质性检验方法,以深入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刺激企业创新投资起到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是推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优化的问题,尤其是不少企业存在骗取税收优惠的政策套利行为,显著削弱了政策的正向效应,甚至在局部产生不良后果。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分析识别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专利数量和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于约15%的企业,说明不少企业尚未能充分有效利用政策优惠来释放其创新活力,这些未充分受益的企业普遍呈现研发风险高、存在研发操纵、企业家控制较强等特征,需要在后续政策优化调整中予以关注。此外,本研究提出的机器学习异质性分析方法,突破了传统线性模型方法的局限,能更准确地识别政策异质性效果,为政府精准施策、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借鉴。
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幅加强了对企业博士后的扶持力度,但也随之面临滥用经费、成果转化效率低等质疑。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从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取了企业博士后专项补助的细节信息,从而深入检验了该政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博士后补助有效提升了企业下一年度的专利申请数量,无论是否剔除创新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专利;本文还补充了区分具体专利类型与会计处理方式的额外证据。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公司、地区、行业层面开展了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无效、周边高校资源本身已较为丰富、所属行业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情境中,博士后补助的创新促进作用相对微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获得博士后专项补助的公司,其专利的被引用频率、普遍性指数、利用性指数均值均显著上升,说明不仅企业创新意愿得到了增强,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最后,博士后补助还会通过供应链产生创新溢出效应。本研究提供了企业博士后补助能够切实激发实体经济创新活力的经验证据,从而对国家评估及持续优化博士后制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随着数智化转型不断深化和“十五五”规划的推进,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如何通过优化领导风格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是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包容型领导作为一种融合了中国传统包容理念的新型领导方式,通过动机激发与认知重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一个以员工职业使命感和工作反思为链式中介的模型,深入探讨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对519位企业员工进行三阶段追踪调查,并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ping方法检验假设。结果发现:(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职业使命感和员工工作反思均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包容型领导通过“职业使命感-工作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本研究既丰富了中国特定情境下包容型领导的研究,也揭示了包容型领导驱动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对于新时代培育包容型领导、提升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零工经济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如何提升零工工作者的服务绩效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采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在线劳动平台技术特征集对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的影响机理。通过对97篇有关Upwork平台的文章以及访谈21名Upwork平台上的零工工作者所形成的资料进行程序化扎根分析,揭示了社交互动特征集和工作控制特征集是在线劳动平台影响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的两类核心技术特征集。在此基础上,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提出了在线劳动平台技术特征集影响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的机理模型。通过对298名Upwork平台上的零工工作者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PLS方法分析发现:(1)社交互动特征集和工作控制特征集都会对零工工作者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产生正向影响;(2)零工工作者的胜任需求满足在两类核心技术特征集影响其服务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职业中心性在工作控制特征集通过零工工作者自主需求满足和胜任需求满足影响其服务绩效的路径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本文创新性地识别了在线劳动平台的两类技术特征集,并验证了其对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和边界条件,丰富了零工经济研究领域中在线劳动平台影响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的相关研究,为在线劳动平台合理设计技术特征提高零工工作者的服务绩效提供了有效指导。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尽管满足顾客需求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对于顾客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仍缺乏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顾客关系视角出发,将顾客数据与企业数据进行匹配,运用2015—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顾客-公司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顾客-公司关系通过提升预期市场回报、降低创新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2)异质性分析显示其在高客户依赖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以及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好。(3)进一步分析关系的“有效性”问题,发现顾客-公司关系在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协同作用下可转化为企业创新的推动力,协同效应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动态边际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研究结论为企业以需求为导向,运用好顾客关系这一不竭的源泉,实现高质量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策略已经从资源寻求型转变为技术寻求型,但跨国技术并购实践面临着重大挑战。考虑到现有单因素净效应研究无法揭示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的复杂因果机制,本文基于理论视角法和文献归纳法,以22家中国上市企业跨国技术并购为例,采用fsQCA研究方法对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对应的组态路径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制度距离、企业特征、吸收能力和交易特征都不是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2)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存在四类路径,即经验实际吸收能力双弱企业对高制度距离企业的技术关联完全并购、经验实力双强企业对低制度距离企业的技术多元并购、经验吸收能力双强企业对低正式制度距离企业的技术并购、实际吸收能力强企业对高制度距离企业的技术互补并购,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与5种并购背景相匹配的6种并购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理论界对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的理解,为实践中关注的“如何实现跨国技术并购高价值创造”这一现实问题做出关键解答。
在当前全球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工业智能化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对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结合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下的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随着工业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在工业智能化提升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过程中,不仅发挥着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其调节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趋势。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工业智能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在实践层面为区域创新主体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发挥工业智能化优势、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的深度融合,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5—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知识产权融资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融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融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创新投入,作用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产生激励效应。(3)进一步分析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与大规模企业的知识产权融资行为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微观视角丰富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厘清了知识产权融资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二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能够为拓展知识产权金融化发展格局、提高技术转移转化市场效率提供经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