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46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2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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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动态与展望

  “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课题组

  科研管理. 2025, 46(8): 1-12.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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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研究动态，指出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关于创新与变革存在根本性分歧，并阐释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进一步提出，技术发展规律、社会需求、安全保障和经济条件构成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动因，使其在技术领域、创新模式、机遇挑战和竞争格局等方面呈现出全新特征。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体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个制度领域的积极转型是推动变革的关键路径。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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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政策组合支持路径仿真研究

  寇明婷, 梁奕, 杨一帆, 杨媛棋

  科研管理. 2025, 46(8): 13-26.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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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我国创新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强化、类型不断丰富，创新政策组合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正受到政策界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系统，通过仿真模拟深入剖析创新政策组合对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动态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新政策组合对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影响存在协同或替代效应，含有科技投入或创新环境政策的组合模式能够协同提升创新体系效能，而产业政策与人才投入政策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创新政策组合能显著优化单一政策支持效果，尤其是科技投入政策和创新环境政策对产业政策的补充与优化作用显著。然而，政策组合并非数量越多效果越好。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创新政策组合支持路径，为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和实现创新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了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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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的构建过程与机理研究：基于守正创新实践的多案例分析

  李宇, 王欣芮

  科研管理. 2025, 46(8): 27-37.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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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国家培育新兴产业与完善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的切实需求，探究国有企业如何在守正创新实践中培养产业生态主导力争做产业生态体系建设领头企业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资源理论和信任构建的视角，从理论层面辨析国有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与守正创新的内在含义和核心要素，并归纳总结国有企业守正创新驱动国有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培养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通过磁吸聚集、链条辐射、核心共创、融通开放、治理主导这五层次在稳定产业生态、挖掘产业优势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2）国有企业守正创新是兼具中国技术哲学价值底线坚守与现代技术价值创造追求的内源式创新，是具有中国智慧的创新发展理念和创新精神；（3）国有企业守正创新在组建生态基础、优化生态位级、挖掘生态活力、融合生态组件、平衡生态体系五个层次全面助力国有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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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应用对探索式创新节奏的非线性作用

  肖睿聪 吴伟伟

  科研管理. 2025, 46(8): 38-46.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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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探索式创新节奏是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成功率的关键，对企业抓住创新时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带来了诸多机遇，而现有研究在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应用与探索式创新节奏关系的考察尚有不足。本文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和2011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人工智能应用与探索式创新节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人工智能应用对探索式创新节奏产生倒U型影响；（2）高管团队调节定向对人工智能应用与探索式创新节奏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3）高管团队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对人工智能应用与探索式创新节奏间关系具有异质性的调节机制;（4）人工智能应用对探索式创新节奏的倒U型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熟企业、低技术行业和低市场竞争度环境中的企业中更强。本文加深了对微观企业层面应用人工智能影响探索式创新节奏的更全面认识，为高管团队决策偏好差异对企业组织信息处理及其匹配过程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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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架构下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机理研究

  张启媛, 王宏起, 李晓莉, 杨仲基

  科研管理. 2025, 46(8): 47-56.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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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我国培育未来产业、获取先发优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其形成需要政府进行架构。本文在“动机—过程—结果”框架下，基于综合优势理论，以我国氢能产业为对象，采用纵向案例法探究政府架构下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系统构成要素间存在逻辑关系和分层网络结构，即知识、创业和商业三层网络中均有围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体—行为—结果”逻辑；政府沿着综合优势战略路径发挥架构功能，通过设定系统目标，塑造分层网络结构以建立主导优势，提供关键资源加速能量生产与流动以构建核心能力，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以发展综合优势，并验证系统目标是否实现；系统的形成过程依次为起步期、发展期和全面推进期，政府相应设定战略性技术储备、重点领域体系构建和全面产业化的系统目标，在塑造地基式、金字塔式和堡垒式分层结构的基础上输出启动性、发展性和增强性资源，通过构建战略技术研发、重点领域突破和全面产业化的核心能力形成胚胎型、幼态型和成长型系统。研究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在未来产业情境下的基础理论，为政府更好地发挥架构功能促进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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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的大国效应研究

  张利飞, 唐鸿娟, 于长永

  科研管理. 2025, 46(8): 57-6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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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一种商业战略工具，甚至涉及国家层面的利益之争，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需要充分调动技术、市场和政府这些关键因素。本文通过梳理57个国家2000-2018年技术标准国际化的相关数据资料，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国家规模层面影响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回归模型表明，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中确实存在市场大国效应、研发大国效应、政府大国效应。其中研发投入的大国效应最为显著。（2）分组回归表明，有效的市场需求与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国家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力，且技术和市场的充分互动可以发挥叠加效应，在不同国情背景下，增强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力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市场需求规模得到保证时更应重视科技实力的提升，而在国际上掌握技术话语权时更要关注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作用。（3）对政府支持的分组回归方面发现，只有研发小国的政府支持较为显著，说明政府支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本文研究为中国充分利用本国市场需求规模优势提升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力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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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研究

  田庆锋, 沈伟康, 李瑶

  科研管理. 2025, 46(8): 65-79.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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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生态对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制度逻辑框架与生态系统耦合观，采用动态QCA方法，以2011—2021年间84家战略性新兴企业为例，探究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路径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单个营商环境生态要素不是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2）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政府主导下的偏人力紧密耦合型（H1）、政府主导-市场调节下的偏金融松散耦合型（H2）、政府-市场双元主导下的偏金融紧密耦合型（H3）和服务型政府主导-市场调节下的偏人力与创新松散耦合型（H4）4种，创新和金融环境在其中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3）组态H1、H2和H3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呈现明显的平行波动趋势，且部分企业并不遵循单一组态，4条组态的组内覆盖度地区差异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中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黑箱”，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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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推理对新创企业自主式微创新的影响研究

  李伟铭, 吴振芳, 黎春燕

  科研管理. 2025, 46(8): 80-89.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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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式微创新对新创企业在激烈竞争环境中实现弯道超车具有重要意义，效果推理成为新创企业降低不确定性和创新风险，突破资源约束困境并实现微创新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鲜有研究深入探究效果推理对自主式微创新的影响机制。因此，基于效果推理理论，本研究对426家新创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效果推理正向影响自主式微创新；（2）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自主式微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竞争强度在效果推理与资源拼凑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竞争强度越高，效果推理对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越强；（4）政府支持在效果推理与自主式微创新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政府支持越多，效果推理对新创企业的自主式微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研究结论为新创企业的自主式微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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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的非线性影响

  王勉青, 何华, 刘云, 方曦, 尤宇

  科研管理. 2025, 46(8): 90-100.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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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加快了信息要素的流动，对技术市场交易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我国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东部地区、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等方面更为明显，数字经济政策的大力实施强化了这一关系。同时，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产出在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与技术交易活跃度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之间的非线性逻辑探索，为政府深化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构建良性的技术市场环境等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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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跨境并购对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钟小浜, 赵志强, 王健俊

  科研管理. 2025, 46(8): 101-110.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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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双循环”格局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以数字化跨境并购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为我国企业寻求数字手段来提升创新能力进而打造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效途径。以数字化跨境并购最为活跃的零售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零售企业数据，通过识别技术专利引证量与知识宽度以刻画创新质量，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跨境并购对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跨境并购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进行高质量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跨境并购带来的创新质量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东部地区以及并购溢价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影响机制发现，数字化跨境并购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流通效率促进了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而过于集中的供应链关系会削弱数字化跨境并购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既为企业探索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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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者视角下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制

  施锦诚, 王迎春

  科研管理. 2025, 46(8): 111-122.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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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兴技术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架构者在技术突破和生态建设中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有待探索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机制和治理策略。本文采取纵向案例研究方法，以OpenAI为例，从架构者视角探索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以及架构者的多元治理机制。研究发现：（1）起步探索阶段，架构者通过开放式架构、广泛技术路线的试验探索，实现技术目标清晰化；（2）发展突破阶段，架构者通过协同式架构、确定技术路线集中投入，以及内部技术治理嵌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实现技术布局体系化；（3）持续成长阶段，架构者通过整合式架构、加快建设创新生态，通过行业联合治理、参与政府治理活动，推进生态发展合法化。本文构建了“结构－行为－治理－绩效”（SCGP）过程模型，识别出技术治理、公众监督、行业治理和参与政府治理活动的多元治理机制，推动了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对研发组织实现新兴技术突破、加快构建未来产业生态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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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金融可得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徐辉, 李艺, 周孝华

  科研管理. 2025, 46(8): 123-13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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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创新是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而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是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利用经纬度信息抓取企业层面的邻近金融机构网点数据，选取2007—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实证分析了传统金融可得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传统金融可得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提振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提升数字化投入是传统金融可得性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金融可得性对不同产业链位置、产权和规模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存在非对称性影响。此外，还发现，传统金融可得性能强化数字技术创新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本文从金融地理结构角度揭示了传统金融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加深了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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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质彬, 张涵, 熊爱华

  科研管理. 2025, 46(8): 135-14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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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推动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动力。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其对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企业TFP提升；（2）信息透明度与绿色创新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TFP的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而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存在异质性；（3）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与高污染企业的TFP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显示出政策工具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揭示了绿色金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丰富了绿色金融经济后果与TFP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系，为实现绿色发展与实体经济协同增效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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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力跃升导向的企业资源环境动态建构机制——伊利的纵向案例研究

  王岩 洪勇 张强

  科研管理. 2025, 46(8): 145-155.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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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战略变革情境需求动态建构资源环境是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关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关键时期探究企业如何动态建构资源环境实现竞争力跃升迫在眉睫。以“战略变革情境—资源环境建构—竞争力跃升”为逻辑主线，对伊利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究中国企业在“市场扩张—品牌强化—生态创新”战略变革过程中以竞争力跃升为导向建构企业资源环境的动态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基于战略变革情境变化，企业资源环境建构遵循“单向关系型—双向依赖型—多维合作型”演化，促进企业竞争力由“基于学习吸收形成的系统化运营能力”到“基于交互赋能形成的产业链集成能力”再到“基于开放创新形成的生态圈主导能力”逐步跃升；（2）企业逐次实现“市场资源警觉—声誉资源警觉—网络资源警觉”，是资源环境动态建构的逻辑起点；（3）由“制度逻辑”和“效率逻辑”构成的差异性资源战略逻辑与阶段性资源能力交互作用推动企业资源激活，是资源环境建构的关键动力。本文拓展了资源环境建构的研究维度和理论成果，为战略变革情境下中国企业动态建构资源环境实现竞争力跃升提供了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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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冲击下企业战略联盟的价值创造功能

  唐雪松 杜怡霏

  科研管理. 2025, 46(8): 156-16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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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如何有效应对技术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关系社会总体技术发展水平，也是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然而，技术劣势企业如何实现战略赶超尚不清晰。针对此，本文利用 2010—2020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技术差距对企业价值具有负面影响，但采用战略联盟形式可以有效缓解技术差距的影响；（2）战略联盟缓解技术差距影响的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明显；（3）战略联盟缓解技术差距的具体机制体现在缓解现金流风险、弥补技术创新经验和克服专用性资产不足；（4）战略联盟缓解技术差距的功能在外部信息环境差及内部控制效率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成果从企业通过战略联盟进行协作的角度丰富了技术发展相关研究，为技术劣势企业实施赶超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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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动态演化研究——基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测度

  谢永乐 袁磊 王红梅

  科研管理. 2025, 46(8): 165-177.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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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创新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推动局域差异型创新与全域统筹型协同是其重要引擎和关键抉择。本文构建SBM-DEA模型测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05—2019年绿色创新发展水平，以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Kernel密度探讨空间分布及演进特征，利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差异及来源，采用变异系数与计量模型检验收敛性。发现：绿色创新发展整体呈强度偏低、不稳定、非均衡的“U”形空间联动趋势，四种集聚模式并存；标准差椭圆按西南—东北方向延展，旋转角波动频率高、重心位于河北，具有集聚-扩张交替分布特征；全域Kernel密度曲线存在不同幅度右移，以单峰为主、峰值逐步下降、带宽逐渐增大、显著右拖尾，局域Kernel密度曲线具有双峰、右拖尾、交替移动等特征，离散程度高；基尼系数先降后升，收敛-分化态势明显，地区间差异及其超变密度是主要根源；不存在σ收敛态势，具有绝对和条件β收敛特征。因此，需落实好平衡目标差异、统筹发展步调、协调专项分工、完善绩效体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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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机器学习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王晓岭 庞梦茵 金家华 陶星伊 董恒敏

  科研管理. 2025, 46(8): 178-189.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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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环境治理的重点领域，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对于加快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采用机器学习XGBoost（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模型预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基于博弈论的可加性解释模型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明确各个特征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基于2011—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外部环境、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维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关键影响。其中，市场型环境规制和企业规模是驱动绩效提升的最重要因素，体现出了外部制度环境和规模效应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年龄、市场价值、公众关注度、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及政府补贴等次要因素的作用效果进一步强调了股权结构、市场表现以及外部激励对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表现出对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说明强制性政策工具在激励创新的效率和灵活性方面有待提高。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快促进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治理对策与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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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高管认知烙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郝颖, 赵敏, 王伟楠, 韩丹妮

  科研管理. 2025, 46(8): 190-198.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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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处于企业决策层的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备受关注。基于烙印理论，高管在敏感时期的个人经历会塑造其行为理念、风险态度以及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个人独特且持久的“印记”，对个体认知模式与行为决策产生深刻而持续性的影响。本文运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独生子女政策这一独特场景，实证检验了社会烙印以及技术烙印对女性高管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独生子女成长环境所带来的社会烙印显著提升了其进行绿色创新的意愿，且更加注重绿色发明专利申请，表明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环境塑就了女性高管更乐观的态度以及风险偏好，促使其对绿色创新有更积极的态度。（2）进一步地，女性高管的技术经验进一步强化其创新精神，促进其开展绿色创新。（3）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检验了地区性别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验证了社会烙印以及技术烙印对女性高管行为认知的塑造作用，并对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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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创新行为对数字化领导的逆向影响研究

  王红丽, 梁翠琪, 李振, 陈政任, 凌雪瑶

  科研管理. 2025, 46(8): 199-208.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5.0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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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革命不仅带动了企业转型革命，也催生了领导行为的数字化转型革命。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从上至下”的视角探讨数字化领导的形成机制，忽视了员工“从下至上”的逆向影响。考虑到职场员工在数字化时代更富创新更具逆向影响的趋势，员工创新行为逆向推动数字化领导将是企业应对“传统领导如何转型为数字化领导”困境的突破路径。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对来自华南地区数字化转型企业的286份领导-员工两时点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当领导底线心态较低时，员工创新行为会提高数字化领导水平；而当领导底线心态较高时，这一关系不显著；（2）当员工的底线心态较低时，数字化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而当员工底线心态较高时，上述关系不显著；（3）当领导和员工的底线心态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员工创新行为会推动领导者积极践行数字化领导行为，而领导者数字化领导行为的增加会进一步促使员工积极拥抱数字化并进行革新，实现组织内员工创新的“递增效应”。本研究跳出已有领导行为研究“从上至下”的惯常视角，在理论上拓展人们对数字化领导形成与影响过程的理解，在实践上为解决传统领导向数字化领导转型的困境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