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深入探究绿色债券发行的经济效应对于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勾勒发行绿色债券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的理论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对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有何作用机理以及异质性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解构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采用多重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第一，发行绿色债券支持债券创新效应假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从实质效果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漂绿”问题尚不严重；第二，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特征的剖析显示绿色债券的发行额度越高、发行期限越长，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越强；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及增强投资者关注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显著。文章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债务融资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构建以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而且为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研判当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成色”，防范绿色债券“漂绿”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刺激企业生产模式颠覆的数字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的绿色发展同等重要。然而，关于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在何种环境条件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存在争议。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分位数分析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内生性处理支持此结论。(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吸收能力和增强内部控制的手段来刺激绿色创新。(3)行业异质性分析指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显著而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不显著。(4)外部情境检验表明，强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绿色创新，而弱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不显著；随着外部绿色金融水平的提高，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基本保持不变。

研究以制度理论和组织认知为视角，针对企业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两种数字化转型响应，讨论其制度动因及过程。基于“制度环境—组织认知—数字化转型”的理论路径，以287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制度压力（规制、认知和规范）、组织认知（紧迫性认知和可管理性认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不同的制度压力对两类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制造过程数字化更多的是针对规范压力响应，商业模式数字化更多的是针对认知压力响应，而源于政府的规制制度并未作为首要制度压力得到两种数字化转型方式的响应，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基于市场合法性要求，而不是响应政府制度诉求。第二，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过程中，组织认知在制度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的过程机制研究，为我国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数字化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方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在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替换变量等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据生产要素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优势，可以帮助与供应商和客户距离较远的企业以及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数字化是成长型企业或中小企业塑造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重要支撑，能够迅速帮助他们脱颖而出。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投资效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拓展客户资源、增加创新能力的方式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数字化转型而增加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地位。本文研究不仅为学术界、实务界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作用于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在随着数字化转型而提高后会产生何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中国已经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但政府绿色发展政策能否转化为企业创新的动力，往往还取决于企业自身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2012—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授权和润灵环球评级数据，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良好表现可通过提供更多冗余资源的途径，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在考虑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后发现，未吸收冗余资源强化了社会责任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而非沉淀冗余资源在社会责任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企业长期投融资能力才可能真正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本研究印证了企业非市场战略对市场战略的助推作用，从企业战略视角为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的有益启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以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创新创业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强劲抓手。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畅通要素流动，抑制资源错配，推动区域创新创业；（3）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南方城市、一般级别城市和较低水平创新创业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更强劲的推动作用，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方城市创新创业造成的进一步分化。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质量推进“双创”活动，实现区域经济充分且平衡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企业承受着来自政府、消费者、社区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合法性压力，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重要途径。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异质性带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高管团队的决策，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本文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环境战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了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职能背景异质性会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不同维度产生差异化影响，且企业环境战略在二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验证并延伸了高管团队特征对组织产出影响的研究思路，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扶持性”政策和“门槛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扶持性”和“门槛性”政策都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就单个政策而言，“门槛性”政策比“扶持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但两种政策的创新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其政策协同比单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更大。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扶持性”政策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等资源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门槛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两类政策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存在企业和地区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类型）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以持续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提升其创新绩效成为实践界和理论界的重要问题。本文聚焦剖析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并深入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其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单一维度或者其中某几个维度的发展优势，并不能转化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效率优势，需要采用综合视角审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其之间的关系；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部署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具有深远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并非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正向促进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研究结论补充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缺口，为地方政府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涌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工作。当前，面对世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稳定外资基本盘”，在更高水平上引进和利用好外资，特别是高质量FDI，是摆在面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理论机制的分析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FDI、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显著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环境规制对FDI具有一定的“筛选”作用；FDI、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差异明显，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事件，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FDI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效应等途径和机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相比FDI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效应中介传导途径，FDI的生产率效应机制作用更为明显。FDI显著的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驱动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源泉和动力；FDI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途径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及FDI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水平区间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也是不同，技术创新及FDI均需达到一定的门槛条件才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深化了对FDI影响经济发展质量途径和机制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一个具有前瞻性全新的视角，为我国更好的引进和利用好外资，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本文也给我国应对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带来政策启示和相关经验教训。

   数字创新颠覆了传统创新管理理论，然而目前对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的复杂机理尚未开展深入研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技术创新，对实现制造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对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黑箱”进行探究，以丰富数字创新理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界定了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赋能的内涵，包含三个层面：对创新主体、过程以及结果赋能；（2）提出了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型；（3）提炼出三条路径及其选择机制，即以技术整合为中心的产业链协同创新路径、以产品智能化为中心的开放式创新路径和以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两端创新路径，从而为数字技术赋能下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嵌入到产品与服务中。本文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新情境，利用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数字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创新；“机器联物换人”融合模式的研发投入显著增加而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增加，智能制造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有较长的周期性；“群体信息交互”协同模式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为正，数字技术推动了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繁荣。此外，国有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具有数字资源的优势，数字技术应用创新的表现更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很多传统企业的战略选择。然而，已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借助科技给予与意义建构理论视角，通过对典型企业——双星集团的案例研究,文章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文章发现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包含转型发起、形成共识与转型实现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由行为主体和数字化技术形成的二元结构是数字化转型给予形成（即阶段性转型认知）的社会基础。文章进一步揭示了支撑企业转型的四种数字转型给予，包括：数字化战略给予、共享的数字化战略给予、数字化业务战略给予与数字化业务战略实现。意义建构是促进转型给予形成的主要机制；意义解构和意义给赋是高层次主体影响低层主体意义建构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过程转换的主要机制。文章打开了数字化转型过程黑箱，对IT驱动的组织转型研究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有效补充，也为我国传统企业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益借鉴。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负责任创新和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在实践中已逐步显现，但从理论上对负责任创新嵌入的动因、负责任创新与动态能力相互的影响机制以及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路径的探讨仍然较少。本文以我国四家能源企业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的程序与方法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负责任创新嵌入能源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因，是基于企业所受到的内部资源与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与竞争压力所致，但以制度响应嵌入外部压力为主要驱动力；负责任创新与企业动态能力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动态提升过程，二者动态提升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是通过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所引领的两条主要路径实现的。同时，本文提出了负责任创新与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压力-行为/能力-绩效”理论模型。研究结论和理论模型有助于我国大型能源企业通过提高负责任创新和动态能力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2008-2017年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明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2）基于现金持有视角，非国有股东参股和委派代表均能提高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