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构建负责任的数字战略体系,是关乎其可持续发展和数字生态健康的关键议题。然而,企业数字责任实践正面临多重矛盾张力和管理挑战。本文系统梳理企业数字责任与组织悖论相关文献,明确提出“企业数字责任悖论”这一核心问题,并构建以企业数字责任“悖论表现—悖论成因—应对策略”为逻辑主线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责任悖论主要表现为规则悖论、归属悖论、内容悖论与效果悖论四个维度;(2)其成因根植于技术本身的矛盾属性、企业内在的经济动因、矛盾激化条件及其多维情境影响因素;(3)可采用“时间—结构”二维分析矩阵,基于底线思维和整合思维,采用情境协同、动态互补、结构平衡等差异化管理策略应对企业数字责任悖论。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引入企业数字责任研究领域,揭示了企业数字责任战略管理的内在复杂性,深化了企业数字责任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实施数字责任战略、有效应对数字责任悖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重构与演变,能够帮助企业分析如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归纳了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商业化的五个基本议题,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价值视角归纳了案例企业美的集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实践智慧。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由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导、价值获取、价值维护和价值形态六个要素构成的动态闭环分析框架。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迭代产生渐进式的重构,机器智能、可信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分别为技术使能、技术信任和技术泛在化三个阶段提供技术基础。第三,美的集团的实践提供了由“+AI”模式向“AI+”模式演变的智能化路径。研究为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创造独特价值、获得新竞争优势提供了研究思路和路径参考。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筑我国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必由之路,制度创新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自贸区建设能否释放制度红利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自贸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自贸区建设能够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自贸区建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进市场化程度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企业层面,自贸区对于推动非国企和小规模企业新质生产力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在行业层面,自贸区在高技术和非高污染行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区域层面,自贸区在产业结构水平更优和更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为自贸区建设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还为优化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ESG表现展示了企业综合治理水平,因此研究ESG表现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对于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巩固企业市场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9—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发现:第一,企业ESG表现代表了企业综合发展能力,是企业全方位发展的体现,所以企业ESG表现会提升企业竞争力,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第二,企业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对中心地区企业、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利润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明显低于企业ESG表现。鉴于此,政府要做好ESG评价体系的顶层设计,并引导好ESG评价任务;企业应视ESG投入为“价值投资”,并落实好ESG评价任务。本研究可以为加强企业ESG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启示。

融通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关键着力点。本研究选取“纽脉医疗”进行纵向案例研究,从创新链视角探讨了融通创新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路径。研究发现:(1)融通创新嵌入在创新链“发现—发明—发展”的递进演化中,呈现为纵向递进、横向延展、横纵交叉等多维动态特征;(2)融通创新具有多阶段关联交互和多主体共生竞合的双重属性,体现为吸收式、互补式、协同式等融通模式;(3)融通创新推动了“要素—资源—生态”的层级跃迁,表现为融合型适配、整合型协作、耦合型集成等融通机制。本研究构建了融通创新的演进过程模型,提炼了融通创新的作用模式和实现机制,为科技企业创新实践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经济主体对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不仅是数据要素价值发挥的重要途径,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结合2009—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省份与城市层面数据,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2)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关键中介机制;(3)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智能化投资水平、高管数字化背景、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在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行业企业有着更高的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本文从内外部资源整合的视角探究了企业数据要素的利用过程,丰富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管理启示。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打破数据壁垒,能否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地级及以上城市开通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结合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政府数据开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表明:开放政府数据具有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该作用可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间接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的数字化驱动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位于普通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建设数据交易平台、建立省级数据开放平台在政府数据开放驱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协同作用。研究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因和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效应的相关文献,为深入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建设数字政府提供了经验证据。

从同行创新失败中学习的经验是企业完善知识体系的关键知识源,深刻影响企业未来创新产出。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利用2014—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员工层面系统探究了同行创新失败信息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失败学习机制。研究发现:(1)同行创新失败信息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基于AMO理论的机制检验表明,员工的“学习能力(A)-学习动机(M)-学习机会(O)”会显著强化同行失败信息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其中学习动机的调节效果最大,学习机会次之,学习能力的作用最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成长期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行业竞争激烈企业而言,同行创新失败信息对其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凸显了外部异质知识源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更从人力资本视角丰富了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但在缺乏统一信息披露标准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可能会为迎合资本市场和数字经济政策而操纵其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对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这种削弱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披露迎合行为通过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治理能力、外部市场关注的促进作用,从而造成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损失。本研究不仅为甄别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企业文本信息披露体系和促进绿色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在开放式视角下探究CIO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对制定创新政策和实现创新管理而言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信息角色效应的三维表现,本文在开放式场景下建立CIO数字创新激励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2015—2022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CIO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角色效应的影响下,设立CIO对企业数字创新形成了显著正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数字专利产出。提升电子政务能力和公共数字关注度构成的公共数字治理水平和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企业数字治理水平,有利于强化信息角色表现,调节CIO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区域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企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形成异质性影响,CIO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在区域建成大数据平台和企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时更加明显。本文从信息管理角度拓展了企业数字创新的理论研究,丰富了首席信息官的职能认识,揭示了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重要前因,为我国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动力,如何有效联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实现数字创新“增量提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制度框架,以 2010—2021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案例,采用动态QCA方法从时空维度深入考察多因素驱动的数字创新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研究表明:(1)政府、市场和社会单一制度因素均不构成驱动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必要条件。(2)多因素形成数字创新“增量提质”的组合效应具有“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特征,存在政府引领型、政府-市场激励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类典型的数字创新“增量”的制度组合,以及政府-社会推动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数字创新“提质”的组态路径。(3)基于组态的空间情境分析显示,城市数字创新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增量提质”中政府发挥着引领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多依靠市场培育。(4)在多时段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政府引领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两类制度组态属于驱动数字创新的“主导轨迹”,始终稳定出现。本研究既拓宽了数字创新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一直是政府、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技术的非中性特点可能会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因此,如何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缓解其分配失衡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在考察技术非中性特征存在性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技能偏向和创新扩散效应两个维度检验技术创新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非中性特征、会扩大区域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技能偏向效应使得高技能劳动力从技术创新中受益更多,而高技能劳动力往往更多地集聚在发达地区,进而导致区域收入差距扩大;最后,创新扩散效应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后发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形成区域收入差距的补偿机制。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技术创新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技能偏向和创新扩散效应,并提供了技术扩散有助于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的经验证据,为破解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冲突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1年23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推动城市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并显著促进了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战略协同、技术协同、业务协同促进了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人才协同还未发挥作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在不同行政等级、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规模、不同资源型战略定位的城市中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为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过程中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技术转移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但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尚缺乏经验证据和区域空间视角。专利作为技术转移的主要载体,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作用,使技术要素实现其市场价值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区域创新迈向高质量发展。探讨高校这一重要创新主体和技术源头的技术转移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界定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基于我国2012—2022年的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分析了高校技术转移对技术承接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高校技术的区域流动受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并在经济与智力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呈现“马太效应”;(2)作为驱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高校技术转移的作用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并受到技术转移广度和区域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3)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研发模式和行业类别下的高校技术转移效果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揭示了高校技术转移与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为国家和区域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借鉴。

促进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科技保险作为重要科技金融工具,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值得探究。基于2012—2023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科技保险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保险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保险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行业竞争更激烈、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科技保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强化竞争能力、促进冗余资源利用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时,企业家精神、政府补贴、企业绩效在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进程中发挥着正向且递增的边际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研究,还对聚焦企业创新,构建多渠道、多主体风险共担机制,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创新是中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加速培育绿色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系统研究绿色创新视角下同行企业绿色实践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同行企业获得政府绿色采购对目标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同行企业获得政府绿色采购能够促进目标企业绿色创新,表现为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即同行企业获得政府绿色采购对目标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面溢出效应;(2)该正面溢出效应在媒体关注度较高、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和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大地区的目标企业更大;(3)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是同行企业获得政府绿色采购对目标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主要传导路径。本文证实了政府绿色采购的溢出效应,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认知边界,不仅为释放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红利提供经验证据,也对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小型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评估《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经济效果对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企业创新边界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拓展,并且《中小企业促进法》也有助于企业能力边界拓展。从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看,《中小企业促进法》缓解了融资约束,矫正了资源错配,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但数字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削弱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企业创新边界拓展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高的地区,《中小企业促进法》拓展企业创新边界的效果更显著。本文通过揭示法律因素在中小企业拓展创新边界中的作用,丰富了中小企业创新的动因理论,对政府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司法数字化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创新环境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互联网法院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以我国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司法数字化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该效应主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企业信用环境两条路径加以实现,且在非国企、低竞争行业以及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中,这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该研究为司法体系数字化改革赋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