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专项政策是政府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制度安排，考察其执行效果与作用机制对进一步优化政策，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基础研究专项政策对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发现：（1）专项政策推动了基础研究发展，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专项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3）专项政策具有明显的质量强弱效应，政策工具是促成质量强弱效应的关键，表现为7类政策工具都显著发挥了作用，其中政策目标工具的作用效应最强；同时，在保证人、财、物投入的情况下，加入开放合作工具的工具组合对基础研究的增益效果更好。研究从中国情景肯定了政府介入科学研究的有效性，丰富了基础研究发展领域的研究；同时，研究为政府优化政策供给和合理使用不同政策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评估政府开放数据的创新效应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相继上线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研究场景，构建多期倍差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拓展了企业创新边界，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且增强了企业创新效率与创新质量；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通过联动人才要素、资本要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更高、知识产权保护更好、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信息化投入更高的企业，政府数据开放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从数据资源视角拓展了企业创新理论研究，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管理，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突破性创新作为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手段，受到多层次多因素的协同影响，但现有单个因素的净效应研究无法揭示其复杂因果机制。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多重并发机制模型，并采用fsQCA方法对影响企业高与非高突破性创新的前因组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存在引致企业高或非高突破性创新的单个必要条件，即企业突破性创新受到多个因素的协同影响；（2）存在四条导致高突破性创新产生的组态路径，根据核心条件的分布特征，可归纳为能力主导型、动机驱动型、内外资源耦合型；（3）存在三条导致非高突破性创新产生的组态路径，根据核心条件的分布特征，可归纳为能力制约型和资源缺失型；（4）技术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在导致企业高或非高突破性创新的多条路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实现高突破性创新或规避非高突破性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压舱石”，因而探寻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既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有待探索的关键科学问题。本文融合资源基础观与行业基础观，遵循TOE框架，以250家Ａ股制造业企业为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必要条件分析（NCA）和人工神经网络（ANN）方法，探讨了技术水平、组织特质、行业特征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种联动路径组合。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4条联动路径，其中组织与技术双元创新驱动型分布最普遍。同时，有2条路径会导致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第二，高管风险偏好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唯一必要条件且最有影响力的条件，并与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构成核心条件。第三，外部产业结构因素与企业关键资源能力的多元逻辑互动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并进而在新时期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且企业关键资源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复杂性机理的认知，并为政策制定带来有益启示。

    产业数字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而数字创业生态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对推动产业数字化意义重大。然而，数字创业生态的内部要素如何驱动产业数字化仍是学界尚未理清的问题。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192个地级市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就数字创业生态多主体互动对各阶段城市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数字创业生态的单一主体并未构成高产业数字化的必要条件；产生高产业数字化的数字创业生态组态存在政策推动型、建设带动型、全能均衡型三类，其中起步阶段城市以政策推动型和建设带动型为主，推进阶段城市以建设带动型为主，稳固阶段城市以全能均衡型为主；数字创业生态驱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组态在不同阶段下各有侧重，伴随城市发展呈现出从以“有形力量”被动推动转化为以“无形力量”主动驱动的演化趋势。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区域产业数字化的生态治理模式，为不同阶段城市的产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高技术产业在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差距的影响对于优化创新空间格局，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差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及BVAR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差距的影响规律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差距表现出显著的缩小作用；(2)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省份数字化转型拉大了创新差距，而中西部地区省份数字化转型则有利于缩小创新差距；(3)随着创新差距的不断扩大数字化转型对其的缩小作用逐渐变小；(4)当数字化转型处于较低与较高水平时，其对创新差距呈现出显著的缩小作用，且当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时这种缩小作用表现的更强；(5)创新差距的不断拉大抑制了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差距呈现出负向互动关系。因此，不同地区应立足自身发展的实际制定数字化发展策略，更好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缩小创新差距、实现创新收敛中的作用，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创新差距的积极作用，既要防止没有创新差距更要防止过大的创新差距。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快速融合，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方式，激发了创新活动新场景、新赛道，对提升地区创新质量并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带来新动能。基于数字经济与创新质量的内涵，构建数字经济和创新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以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地区创新质量，通过将创新质量分解为创新潜力质量、创新溢出质量和创新产出质量，发现数字经济对创新溢出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对创新潜力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小；(2)数字经济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增效应，即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对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数字经济对创新溢出质量的门槛值最低，对创新产出质量的门槛值最高；(3)数字经济促进地区创新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溢出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且最显著，对创新潜力质量和创新产出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数字经济对地区创新质量的深层作用过程，为地区高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创新质量提升提供客观证据和政策依据。

    知识溢出是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引擎之一，而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具有正负两面性，创新政策则能有效解决知识溢出的负作用。本文基于岭回归模型探究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创新政策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创新政策支持下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动态路径。研究发现：知识溢出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创新政策均能对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且溢出方的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更大，创新政策对接收方的知识溢出和区域创新的调节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是知识溢出方和接收方双向互促的过程，创新政策的实施能提升溢出方和接收方知识溢出对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三类政策在其中的作用路径有所差异且政府采购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影响较大，金融支持政策影响相对较小。本研究从知识溢出方和接受方两方考察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及路径，揭示了创新政策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促进作用，以及创新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从公司治理层面探讨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是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要命题。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识别样本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数据，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特别是促进了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增强研发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是战略投资者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战略投资者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在国企及资本密集度高和处于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另外，环境补贴能显著增强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抑制了上述效应。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和战略投资者两方面的研究，也为促进战略投资者进入企业和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环节和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本研究选取“金域医学”进行纵向案例研究，从动态资源管理视角探讨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管理者解析动态情境形成认知并选择与之相匹配资源管理行动以实现技术突破的过程，体现出“技术对标—技术延伸—技术拓展”认知过程与“资源拼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行动过程的适配演化；（2）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经历了技术探索、技术拓展、技术升级由低阶向高阶的动态更迭，呈现为“技术标准化→技术规模化→技术迭代化”的递进演化。本研究构建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模型，揭示了技术创新的过程机理，以期为科技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专利密集型产业拥有众多关键技术和核心专利，探究数字化如何更好地促进专利密集型产业取得技术创新协同突破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解析数字化水平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协同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协同在时间上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在空间上形成“东部高、中部平、西部及东北部低”的格局；数字化整体上可以正向促进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协同，具体而言，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与技术创新协同呈正向关系，数字化应用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协同呈倒U型关系。就作用机理来说，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协同；从产业异质性而言，数字化对“复杂型”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协同的作用效果较之对“离散型”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作用效果更优。以上结论丰富了数字化领域与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融合发展的研究体系，深化了基于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优化的理论基础。

   产品质量是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是出口数量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内在动力。本文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不公平进口调查信息系统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整理得到微观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知识产权立案与终裁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立案调查对中国被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被诉企业面对外部压力，为保持在美国市场份额，“倒逼”开展技术创新以及进行内部产品结构调整，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2）在知识产权调查终裁败诉后，企业面临应诉成本高昂，对美销售减少引发的融资压力以及转向非美市场的贸易转移会阻碍被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知识产权调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而异；相较于对美国市场高依赖度企业而言，知识产权立案调查对美国市场低依赖度企业的产品质量促进作用较为有限，而终裁败诉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小。本文不仅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外部需求端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同时也为我国政府在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及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机制方面提供了实际的参考。

   人工智能专利是推动制造企业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实现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探清人工智能专利网络对企业智能化发展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揭示提升智能化发展的外部有效路径。结合开放式创新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本文基于“结构-资源-能力”框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构建2010—2022年制造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网络，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对企业智能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对企业智能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拥有较高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有利于企业智能化发展。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有利于提高企业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但主要通过知识深度间接促进企业智能化发展。企业智能化发展具有网络同群效应，且其正向调节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与企业智能化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发达城市中，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促进企业智能化发展的正向作用更显著。本文将人工智能专利作为构建网络的基础，从网络位置切入研究智能化发展的外部因素，明晰了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提高企业智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丰富了企业智能化发展的前因研究；将同群效应延伸至企业智能化发展的活动，揭示了企业选择智能化发展的决策动因，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工智能专利网络位置对企业智能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框架。研究结果拓展了智能化发展的前因研究，为制造企业积极谋划智能制造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企业参与外循环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循环出现局部性梗阻，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0—2013年间“中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各地相继开展的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2）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是知识产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作用机制。（3）知识产权城市建设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般贸易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于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以及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均具有启示价值。

当前，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么，跨学科研究是否有助于提升学者的学术绩效？基于最优区分理论，利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20年（2002-2021年）间16400名工商管理学者发表的37046篇国际英文管理学论文的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多样性对学者学术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知识丰富度，通过创新性机制，提升发文数和论文被引数；（2）知识差异度，通过创新性与合法性双重机制，分别对发文数、论文被引数产生倒“U”型影响；（3）兼顾知识丰富度和知识差异度不利于提升发文数，但能协同提升论文被引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知识多样性对学者学术绩效影响的黑箱，进一步发展了最优区分理论。研究结论对于学者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关部门如何建设交叉学科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选择华为和阿里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程序性扎根理论方法，遵循“技术－组织－环境”（TOE）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先企业依托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技术因素上发挥数字资产的超网络嵌入效应，构建生态共同体，在组织因素上对数字生态系统进行资源拼凑，形成数字化动态能力，在环境因素上推动数字创新创业生态的价值涌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条件因素协同作用下，制造业集群融通式成长，从而在价值生态层面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华为等非数字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先企业“先裂变再聚变”、阿里等数字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先企业“先聚变再裂变”实现价值生态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明晰了价值生态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内涵和外延，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如何在集群协同创业复杂情境下通过知识网络嵌入提升国际创业绩效，是新创科技型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网络嵌入性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选取274家新创集群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本土及海外双重知识网络嵌入、跨组织协同学习、跨国创业导向与国际创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深入探究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对新创集群科技企业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重知识网络嵌入显著正向影响新创集群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创业绩效，产生溢出效应与边际效应；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促进跨组织协同学习机制的形成，而跨组织协同学习在双重知识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间起中介作用；跨国创业导向正向调节双重知识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发挥战略引领与行动导向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创业风险及提升国际创业绩效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互联网创业蓬勃兴起，掌握互联网创业的孵化需求，是优化孵化器供给、解决同质化建设问题的关键。本文从互联网创业孵化需求及其空间特征着手分析，刻画以广州为典型事实的互联网创业时空演化特征，以基准回归辨析影响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决策的主要外部因素及其效用程度，以异质性回归识别不同特征企业对不同特征孵化环境的选址偏好。研究表明：（1）尽管互联网有“去空间化”特性，但互联网创业随时间发展的空间布局，呈现出更明显的集聚状态，集聚强度也在不断增加。（2）对互联网新创企业而言，孵化环境红利依然存在，但有结构性差异。（3）互联网创业存在新颖的种群集聚效应，虚拟集聚接入条件、宜居宜业环境等成为创业选址的重要偏好因素。（4）互联网创业对专业性孵化器需求不断加大，在专业孵化环境中互联网初创企业能从融资及细分行业集聚中获得孵化红利。研究发现将为互联网经济布局和互联网专业孵化器建设提供启示。

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是助力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重要力量。然而，众创空间已发展为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如何协同众创空间孵化经验与第三方利益主体因素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以2016—2018年间我国1078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为样本，通过将孵化经验划分为孵化经验宽度与深度两个维度，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众创空间孵化经验、政府补贴和行业协会支持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研究表明，孵化经验宽度与深度均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仅增强了孵化经验宽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而对孵化经验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行业协会支持削弱了孵化经验宽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却增强了孵化经验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引入协同理论，不仅拓展了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研究视角，也阐明了不同维度孵化经验的重要性，识别出政府补贴和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化调节作用，进而丰富了孵化经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深层次作用机理。同时，本研究在实践层面对众创空间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一定启发。

用户为王时代，企业与用户共创价值成为赢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而互动是共创核心。然而，面对在线社区中多样性主体间广泛互动，什么样的互动以及企业如何治理用户互动才能有效实现共创目标仍是个待解问题。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以鸿蒙系统开发过程为例，利用Python抓取在线社区主体信息及其行为数据，在识别以用户为中心的互动类型基础上构建了用户中心型互动的测量方法，据此探索并检验了在线社区中用户中心型互动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发现：用户中心型互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共创”还是 “共毁”的判断，而是呈现出时序性双元特征，即：普通（大众）用户之间互动显著提升面向未来产品开发的根本性创新绩效，但不利于当前已上市新产品的渐进性创新绩效提升。并且，普通用户与企业及其代理人之间互动并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包括渐进性与根本性创新绩效；用户互动贡献企业创新过程中需要更高的社区自治，而用户与企业及其代理人之间互动的效应则更需要企业引导。从价值创造全过程视角厘清了企业基于在线社区利用用户中心型互动获益的基本框架，识别了企业对在线社区中不同互动的治理策略，为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的企业与用户共创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