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科技脱钩现状下，如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成为重大工程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的方法，力图通过追溯中国高铁产业技术赶超历程，揭示重大工程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平台的演变推动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进；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进的不同阶段，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协同创新机制也在不断演化；制度-组织-知识协同三者互为支撑，共同促进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进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根植中国实践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平台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未来诸多重大工程的“卡脖子”技术攻关提供了实践启示。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不仅要追求效率更要兼顾安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安全为主、效率兼顾的自主可控产业价值链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技术赶超、经济发展与稳定安全。为回应何以构建以自主可控为目标的中国产业价值链这一主题，本文基于系统韧性视角围绕中国大型无人机产业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中国链的典型特征、构建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第一，不同于大规模制成品可以从“嵌入者”身份起步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逐步培育自身竞争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大型无人机这类复杂敏感产品唯有以“主导者”起步才能规避“低端锁定”的嵌入型风险、掌握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主导权。由此本文从适用产品、起步情境、行动主体、行动路径与行动逻辑五个维度提炼以“主导者”为起点的中国产业价值链典型特征。第二，提出构建自主可控中国链的过程理论模型，即：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即研发端和服务端是构建中国链的关键环节，同时系统韧性以预期性和过程性两种类型共同作用于关键环节，具体以技术创新和组织协同为载体推动产业价值链实现自主可控。第三，机会窗口与我国航空产业的配套模式是保障自主可控中国链得以构建的必要条件。本文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拓展系统韧性理论研究范畴、丰富中国链的学术内涵、打开其构建路径的“黑箱”，也有助于为链主企业强化主体地位、以点带链引领全球产业价值链创新提供启示借鉴。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完善为人工智能影响产业链韧性提供了重大机遇。基于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下人工智能应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应用对产业链韧性具有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下，数字创新主体和数字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生态环境在人工智能应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地区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较低地区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以新的研究视角揭示了人工智能作用于产业链韧性的内在机理，为在大变局环境下增强产业链韧性提供经验证据，还拓展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定量研究，丰富既有理论内容。

   在数智化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厘清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对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NEV）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探讨了人工智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不仅能直接促进产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还能通过降低研发成本黏性和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等方式，间接推动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2）人工智能对产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和门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特斯拉在华设厂后，以及在成立时间较短、上市年龄适中和员工规模较大的企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明显；（3）产业链的传导效应分析表明，下游行业对上游行业的传导效应更强。本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机制，为新发展格局下更好地利用数智化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显著趋势是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艺术创作等创造性活动提供新的驱动力，形成AI for X的现象，这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现状归纳和理论思辨，将AI for X界定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创造性活动”，并对其典型模式、形成机理及演进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AI for X具有外包、团队和委托代理三种典型模式，不同模式下人工智能参与创造性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存在差异。(2）AI for X不同模式的形成机理源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协同创造，二者在创造性活动中形成操作者、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分工与合作关系。(3）随着人工智能参与创造性活动能力的发展，AI for X呈现出“外包—团队—委托代理”模式演进过程，其中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从“技术工具”向“合作伙伴”的思维转换，以及创造性活动的相对结构化，共同调节着AI for X的模式演进。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认识，还为实践中如何选择运用AI for X的不同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打破公共数据资源垄断局面，畅通数据要素流动，释放数据价值红利是数字经济时代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本文以市级政府数据开放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信息赋能效应与制度赋能效应是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受公司资源禀赋、公共数据质量及区域政策协同的影响。拓展性研究显示，公共数据开放还带来供应链扩散效应、投资规模效应和区域溢出效应，并且能通过“有效率”的投资带动“有效益”的投资，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升级。本文拓展了公共数据开放与市场微观主体决策效率的理论研究，发现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正外部性，为数据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是国家“培养发展数据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真实写照，也证实了政府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意义。

   芯片制造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其创新网络的连通性水平直接影响我国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与地位。现有研究鲜有从多层网络渗流视角探索该领域知识、技术与产品等创新要素之间的交互连通性。本文以2013—2022年芯片制造领域的论文、专利及产品供应合作数据为基础，构建中国及全球“知识-技术-产品”多层创新网络，基于渗流理论的生成函数方法，刻画多层网络动态渗流过程，测度网络交互连通性并揭示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芯片制造领域单层创新网络连通性差异显著，知识网络保持稳定连通，技术网络自2018年后处于断裂状态，产品网络连通性呈倒U型波动。（2）“知识-技术-产品”全过程创新链的交互连通性水平较低，知识向技术、产品的扩散路径通而不畅，技术向产品的扩散路径断裂。（3）多层创新网络极大子团的主体分布不均衡，异构创新资源聚集度较低，整网韧性不足。本研究为多层创新网络渗流连通性研究提供了方法参考，并为中国芯片制造领域创新网络治理提供了策略支撑。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07—2015年全国税收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使用多期堆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升级，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PSM-DID估计、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后，结论依然稳健。这一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出调整和产业进入退出来促进制造业升级。该政策显著增进高技术制造业的集聚水平、研发强度和资本深化，显著提高高技术企业的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研发支出及经营绩效。该政策效应受到市场化程度、政府效率的正向调节，受到市场分割程度的负向调节。本研究丰富了制造业升级驱动因素及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对制定和优化城市创新政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是推动县域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动力，但其发展决定因素及其涌现机制尚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构建数字生态输入与输出分析框架，运用QCA方法分析浙江90个区县市高水平数字经济涌现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单个数字生态因素不构成（非）高水平县域数字经济涌现的必要条件，产业基础对高水平产业数字化至关重要，而数字人力资源对数字产业化同样重要；3种涌现机制4种数字生态产生高水平数字产业化，即市场要素集聚型、市场逻辑主导下政府赋能型（2种数字生态）、政策驱动人才核心型；2种涌现机制产生高水平产业数字化，即政策引导市场转型升级型和市场资源优化型；5种数字生态产生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研究结论对中国县域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布局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意义。

   受数字鸿沟影响，尾部企业难以突破数字技术壁垒，致使我国企业数字创新呈现极化特征；能否借助数字公共服务之手，推动数字创新由极化走向包容？本文以城市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表征智慧供应链公共政策，基于2010年—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索供应链数字公共服务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智慧供应链建设有效推动了企业数字创新，其中传统科技、低效率以及产能过剩等尾部企业受益最大，说明智慧供应链建设有效弥合了企业数字鸿沟，增强了数字创新的包容性。在作用机制上，信息连通和资金融通是智慧供应链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创新的重要机制，且对尾部企业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供应链数字公共服务政策、增强数字创新包容性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我国技术创新的模式已经进入了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从技术跟随者到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的关键转型阶段，在这一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更新迭代实现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本文以北斗导航技术企业为例，以2012年12月27日我国公布信号接口控制文件、允许国外厂商进入这一政策作为典型事例，利用2000—2022年北斗导航技术企业面板数据，构建断点回归模型，探究外商准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的创新在于选取微观市场机制分析作为切入点，为科技创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建立逻辑关系，为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模式提供充分依据。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外商准入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水平，促使北斗导航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北斗导航系统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并且在关键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2）外商准入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巨大、市场需求多样性以及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的优势，有利于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水平；（3）外商准入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有效配置创新资源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战略联盟可以弥补单一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资源与能力约束，但也存在联盟主体间利益冲突、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等隐患，亟须有效治理。然而目前关于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尚不足。本文基于分权理论与信息处理理论，探究战略联盟分权治理对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收集战略联盟内焦点企业及其联盟合作伙伴的配对数据236份，采用层次回归法和Bootstrap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分权治理对焦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即适度的分权是提升战略联盟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最优治理结构；（2）分权治理对联盟伙伴信息阐释具有倒U型影响，联盟伙伴信息阐释对焦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联盟伙伴信息阐释在分权治理与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联盟协调能力是焦点企业获得治理优势的关键能力，其调节并扁平化焦点企业分权治理与联盟伙伴信息阐释的倒U型关系，并进一步调节且扁平化分权治理通过联盟伙伴信息阐释影响焦点企业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研究发现对于战略联盟焦点企业治理策略的选择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管理启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效应的微观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2015—202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角度考察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且对创新质量的提升大于创新效率，表明认定政策主要是帮助企业“提质”。进一步研究发现，认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促进数字化转型三条途径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与效率。同时，认定政策的影响效果在第二批入选企业、适用财政补贴支持手段的企业以及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需要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对助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好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在创新伦理问题引发公众担忧的背景下，如何驱动企业负责任创新以促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探究管理者关系对企业负责任创新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利用309家科技型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商业关系和支持关系均正向影响企业负责任创新；资源编排在商业关系和支持关系对企业负责任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长期导向正向调节资源编排与企业负责任创新的关系，也正向调节商业关系和支持关系通过资源编排影响企业负责任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负责任创新的前因研究，揭示了管理者关系影响企业负责任创新的路径和边界条件，为管理企业负责任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面对数字时代的持续冲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跨国企业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12—2021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国际化承诺的影响以及合法性情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内源驱动战略和平台依附战略均能显著促进国际化承诺的构建；(2)成功经验容易导致企业思维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固化，从而削弱内源驱动战略对国际化承诺的促进作用。失败经验通过促进企业反思与学习加强了该正向关系；(3)制度空白和文化宽松程度较高的环境通过提供更宽容和积极的发展氛围提升了平台依附战略对国际化承诺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影响国际化承诺的理论研究，为我国跨国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塑造国际竞争优势，并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随着行业集中化趋势和头部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供应链管理实践中大客户“兼任”供应商的现象日益普遍，但随着“紫晶存储”事件爆发，大客户“兼任”供应商能否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讨论焦点。本文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准自然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大客户“兼任”供应商对节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发现：第一，大客户“兼任”供应商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第二，其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为增大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供应链效率；第三，当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较强、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对供应链依赖度较低、大客户/供应商是国有企业时，大客户“兼任”供应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本文将供应商与客户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基于更加完整的视角关注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丰富了既有文献，同时为管理实践中加强对大客户“兼任”供应商行为的监管，抑制其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实现“双碳”目标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政策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政府、市场双轮驱动以平衡发展与绿色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减排政策和碳交易双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协同的角度，利用双重机器学习探究政策联动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协同能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相较于单一试点政策，双试点政策可以有效地完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治理。（2）双试点政策通过补偿绿色创新、缓解市场扭曲和改善企业财务绩效的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效率造成的不利影响。（3）双试点政策对碳绩效水平的促进作用对大规模、高成长性、绿色创新基础好的企业更强。本文研究为探索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政府进行环境政策创新在实践上提供微观经验启示。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推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难题。本文选取2011—2019年城市层面数字经济与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渠道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和环保投入，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3）政府、公众和投资者三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增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4）数字经济发展所驱动的绿色创新不仅为重污染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并未增加其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寻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以积极的气候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是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探析气候风险、气候行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构建了变量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以我国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气候风险-气候行动-绿色技术创新”形成顺次因应关联，驱动力的传递形成“漏斗型”筛选和过滤。气候风险整体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气候风险能否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2）气候风险会促进企业采取气候行动，但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策略上的被动性。气候风险中仅有转型风险显著影响企业气候行动。气候行动由低阶的反应型和防御型向高阶的适应型和主动型的发展演变的速度取决于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及外部压力的大小；（3）气候行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联特征，即初期促进作用随行动强度增加而提升，但超过阈值后作用逐渐减弱，过度气候行动对绿色技术创新会形成“挤出效应”。气候行动中仅有适应型和主动性气候行动显著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设立系统性分析框架，避免了单一识别逻辑的整体性割裂。研究结论为快速聚焦绿色技术创新最关键的影响因子、精准定位发展阶段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纠正气候行为异化、科学制定气候行动方案、合理配置研发资源奠定了理论支撑。

   知识产权壁垒作为如今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是阻碍抑或倒逼中国出口企业自主创新？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答案。本文以美国对中国出口企业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调查（简称337调查）为例，基于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减少外部技术引进、强化政府研发支持等途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企业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放大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提升效应不如国有企业，同时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提升作用也要弱于低市场化地区；企业出口依赖度、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正向调节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动态的理解，而且为我国应对西方国家的科技打压、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充分发挥专利质押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对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专利质押融资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专利质押融资试点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两条路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显著，且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和商业模式领域，对智能制造和信息化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和专利质押经济效应的研究，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专利质押融资试点政策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