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智能制造转型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将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以实现智能制造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亟须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认知-行为”融合视角，通过对京东方的纵向案例研究，探究了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经历了自动化阶段、融合化阶段与自主化阶段，并形成了从基础智能化向生态智能化的跃升；（2）制造企业分别通过“技术需求驱动型-战略觉醒驱动型-文化重塑驱动型”三种意义建构方式，分别作用于“利用式→探索式→动态式”三种资源编排方式，使得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转型过程融合；（3）意义建构对资源编排的作用机制呈现出“引导→重塑→强化”的多阶段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不仅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理论框架，也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和管理者认知理论的应用场景，为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转型中的战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数据要素作为新型创新要素，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有序流动是激发数据要素潜力的关键。本文基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视角，采用劳瑞引力模型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空间关联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数据要素流动循环畅通情况，采用随机行动者模型，探究空间网络结构演化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度量各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数据要素流动呈现网络结构特征，各省份之间数据要素流动频繁，空间联动效应明显；（2）在“东数西算”等政策推动下，板块成员来源多元化，地区承担角色动态化，数据要素流动逐渐呈现多中心特征，数据要素流动空间关联网络的拓扑结构更复杂；（3）内生结构因素对网络结构演化发挥主导作用，各省份通过产业链加强分工合作促进数据要素流动。外生属性因素中，减少政府非市场干预，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等有利于加快数据要素流动。本研究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新视角。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由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其转型模式以及实现机理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采用质性元分析的方法，拓展并深化了“流程增值-客户增值”双重视角，以53篇研究案例为分析对象，探索中国制造企业不同数字化转型模式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包括流程增值和客户增值，企业通过局部数字化、全局数字化与生态数字化的定位和商品主导逻辑与服务主导逻辑的选择开展数字化转型；(2)根据差异化路径组合，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可分为跃迁型、重构型、渐进型、混合型和颠覆型五种类型；(3)数字化转型模式内在机理可采用“转型情境-行为机制-转型结果”逻辑链予以剖析，不同的市场压力和数字技术压力构成了转型情境，直接影响企业差异化的资源重组机制、制度行动机制、数字创新机制和企业竞争力。本研究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制度理论和数字创新理论在制造企业不同数字化转型模式中的微观组合机制，对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活动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数字赋能驱动低碳生产是推进制造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基于2013至202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使用超效率SBM法测度低碳生产效率，以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韧性为中介变量检验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低碳生产效率呈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空间上自东向西效率值递减并呈梯次分布特征，西部地区效率增长率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且效率值有显著的行业差异。（2）数字赋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低碳生产效率，影响效应逐年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韧性在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中有独立中介效应，且前者中介效应强于后者；数字赋能还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韧性的链式中介提升低碳生产效率。本研究为制造业充分释放数字赋能效应，实现低碳生产提供理论路径，也可为政府部门优化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世界范围内技术条件和政策环境变化对国际分工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阶段性收缩的态势。本研究立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深入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构机制，尝试以中国经验寻求突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较深，但是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价值链升级的动力源于产品创新，尽管创新产出和投入对升级过程的影响各异且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将新发展格局纳入考量后，国内创新活动的成果和资源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国际循环中，尽管国际贸易和创新产出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创新投入的影响却不明显。本文的结论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构建以国内产业为支撑，产品创新驱动参与全球专业化垂直分工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面对创业过程高不确定性带来的诸多挑战，创业团队韧性是其有效应对困境并快速恢复、适应和成长，确保创业企业生存及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创业团队韧性的理论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已有文献进行搜集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关于创业团队韧性的概念内涵尚未达成共识、研究主题较为分散，且中国情境下创业团队韧性的特征表现和形成过程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结合动态过程视角明晰了创业团队韧性的概念内涵，将其划分为恢复力、持续力和成长力三个维度，并指出其高度情境化且动态发展的内涵特征。进一步地，围绕社会认知理论提出的“三元交互”模型，结合特征基础、行动过程以及情境因素三个方面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团队结构特征、团队认知特征和团队能力特征共同构成了创业团队韧性的动力来源，创业团队韧性的形成是创业团队有效匹配企业内外部情境来开展战略行动并不断互动迭代的结果。最后，从测量量表、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作用效果、研究情境等出发，提出创业团队韧性这一研究主题的未来展望。本文丰富了不确定情境下创业团队研究的视角，拓宽了创业韧性研究的讨论范围，旨在为创业团队克服创业阻碍以推动创业活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但囿于资金、人才、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其参与大企业融通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在全社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精一赢家”战略能否提升其融通创新能力就成为当前实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我国分批次实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PSM-DID方法考察了“精一赢家”战略导向对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精一赢家”战略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这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信息透明度和降低经营风险的作用机制得以实现；基于TOE框架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强调合作文化和地区社会信任度越高时，“精一赢家”战略对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对于创新初期和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实施“精一赢家”战略对融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精一赢家”战略导向下融通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市场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企业融通创新影响因素和“精一赢家”战略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更为优化制度供给以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会影响整体经济的生产率，进而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成本病”的形成机制进行梳理，然后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两个角度切入，分别构建局部均衡模型与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路径，并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就“效率提升”视角而言，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服务创新，从而推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即数字技术能通过赋能服务创新质效治愈“成本病”；(2)高技能劳动力、人均资本能与数字技术形成“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强化数字技术的效率赋能作用；(3)从“结构优化”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调节“效率—价格—产出”——“成本病”存在的因果链条，另一方面也能缩短行业间技术进步率差距，优化创新流动，从结构上治愈“成本病”。本研究为在服务业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破除“成本病”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跨国企业作为“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如何优化配置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多元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多元化水平；（2）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多元化的促进效应；（3）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提升动态能力这两方面促进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多元化；（4）相对于非制造业行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多元化的影响在制造业行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检验数字化技术在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

    元宇宙是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促进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有待回答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以193家元宇宙企业及其所在的49个城市为样本，采用NCA和QCA方法对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城市层面元宇宙企业数量与质量的复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高元宇宙企业数量或质量的提升，不能仅依赖某一项营商环境要素的优化，而需通过科学的政策组合，形成生态协同效应。（2）产生城市高元宇宙企业数量的路径有3条，即“市场逻辑下优势均衡型”“创新驱动型”和“市场环境下公共服务驱动型”；产生城市高元宇宙企业质量的路径同样存在3条，即“政务环境下公共服务驱动型”“政务环境与市场环境下创新驱动型”和“政府与市场双元逻辑下优势均衡型”，路径的不同，在于“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需要的营商环境生态有差异。（3）城市高元宇宙企业数量或质量的提升难以通过单一营商环境组态同时实现，但通过向优秀学习有可能实现路径转型。本文研究为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元宇宙企业培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营商环境数字化的演进趋势下，数字营商环境生态对于城市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资源依赖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以2019—2021年61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QCA方法探究数字营商环境生态赋能城市科技创新的复杂机制和多元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营商环境生态要素中不存在实现高城市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同一要素在不同组态中的重要程度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数字基础设施发挥相对普适的作用。（2）4种数字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城市科技创新，分别为数字基建下金融助力的数字政-市协作型、数字基建下资源聚合的数字政府引导型、数字基建下人才驱动的数字政务缺乏-数字化市场主导型、数字基建下资源聚合的数字化市场主导型。（3）存在4种数字营商环境生态导致非高城市科技创新，可分为数字基建缺位的生态待建型和资源缺位的数字政-市协作不足型。研究丰富了对数字营商环境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复杂关系的认识，为推进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

   “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及供应链安全水平的重要保障。在数字化情境下，如何有效协同制度环境中“政府之手”“市场之手”与企业动态能力关系，是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韧性、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fsQCA方法分析360家“专精特新”企业数据，探讨数字营商环境和动态能力协同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韧性的路径。研究发现：（1）单一因素并非“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创新韧性的必要条件，但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和感知能力是所有高创新韧性组态中的核心条件。（2）“政府赋能—能力协同保障型”“政府统筹—感知能力辅助型”及“政府监管—市场调节—能力协同全面驱动型”是创新韧性提升的主要路径。（3）“专精特新”企业需提升动态能力以适应数字营商环境带来的资源优势。本文拓展了营商环境和创新韧性的理论研究，为激发数字营商环境效能，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协同动态能力，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韧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半导体企业的专利保护、合作促进以及围绕供应链构建创新生态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促进其创新质量提升有重大意义。本文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半导体企业创新质量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利用2017—2021年城市数据和半导体上市企业数据，从直接作用机制和优化供应链的间接作用机制探讨了两者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法治化营商环境可以从企业专利质量和科技成果转化两阶段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第二，法治化营商环境主要通过推动供应链网络多元化、供应链运转高效化和供应链信息透明化促进半导体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第三，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创新水平低的企业更明显，地方政府支持和数字化程度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外部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主线，充分发挥供应链在半导体企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全面提升半导体企业创新质量的相关政策建议。

    开源合作如何赋能国际创新网络高质量发展，是数智时代下虚拟社区研发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Github开源社区为例，选取了2019年1月1日到2023年6月30日的项目数据，通过机器挖掘和数据爬取，从59120个数据处理获得606个项目共9090个数据，定量实证地分析了虚拟社区创新绩效的影响要素及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视角下网络集群密度正向促进软件创新绩效；互补性合作视角下地理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开放多样性正向调节网络集群密度与创新绩效关系。其中，与实体线下社区强调的地理邻近性相反，开源社区的地理多样性调节作用最大，结构多样性强调多核心的项目治理结构，开放多样性主张以高度开源的软件许可证作为制度设计。本文丰富了社会网络和互补性合作理论研究，为完善开源社区数字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产业政策在发展方向引领、资源要素分配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对于产业政策变迁过程和特征分析的维度较为单一。因此本文从政策变迁视角出发，提出了基于产业政策目的性、方向性和导向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基于计算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年到2023年颁布的1783条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采用无监督式机器学习LDA主题建模刻画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过程，使用监督式学习随机森林算法对政策类型进行预测划分并总结政策分布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经历了由初始阶段到快速推广阶段再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迁过程，政策分布从初期的分散和不平衡过渡到更加集中和均衡的状态；（2）产业政策整体以选择性、区域性和市场导向为主，但政策变化呈现出向功能性、行业性、技术导向逐渐转移的趋势；（3）政策变迁过程表现出市场准入制度趋于成熟、财政补贴精准化、基础设施建设日益重视、信息化与智能化趋势加强的特征。本文拓展了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视角，完善了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丰富了产业政策变迁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方法，同时亦对产业政策优化提供实践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是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如何推动区域技术创新实现从增量到提质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重要问题。基于2011—2021年中国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地方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区域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区域高质量技术创新并有效抑制区域低质量技术创新，因而表现出对区域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通过增强技术市场“示范效应”和创新环境“规制效应”来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知识产权法庭对区域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城市行政等级、地理区位和初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存在异质性，并且法庭设立城市的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作用强于管辖城市。研究结论为深化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制改革、优化市场创新环境和畅通知识溢出途径提供政策建议，并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降碳减污协同指数，从全流程技术创新视角运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环境税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影响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能够有效驱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过程技术创新和末端技术创新是环境税驱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主要路径机制，但是源头技术创新并未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平移型”和“阶梯型”环境税能够显著促进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但“天花板型”环境税驱动效果并不显著。环境税能够显著地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但在西部地区驱动效果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实现减排目标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优化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措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手工整理2003—2015年中国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数据和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但抑制了绿色创新质量。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增加了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研发补贴促使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数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减产减排、增加环保投资以降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这减少了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的研发投入，降低了绿色创新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及类型、企业性质、社会关注度、所属行业等层面有丰富的异质性。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快构建绿色创新体系的政策启示。不仅要完善政府官员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同时政府也要注重对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活动的支持，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促使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

在经济转型制度背景下，如何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效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考察了环保税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保税法的压力和激励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2）环保税法的压力和激励机制，及其信息披露和信号传递机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3）企业寻租行为对环保税法的压力效应和激励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错配，进而抑制了环保税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4）相较于资源受限、创新能力较弱的衰退期企业，环保税法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动荡期企业更为显著。这些结果不仅深化了环保税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寻租理论在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提升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遏制企业寻租行为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激励企业开展员工培训而推动技术进步是实现内部人才红利的关键。本文利用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提高至8%的财税〔2015〕63号政策的外生冲击，基于人力资本和效率工资理论，从内部人才红利的视角考察员工培训激励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与路径。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员工培训激励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并且员工培训累计投资越多，技术进步幅度越大。在实现路径上，员工培训激励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率工资水平，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此外，员工培训激励的内部人才红利具体体现在对外部人才的需求替代、内部人力资本岗位结构的升级以及多元化业务的拓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资产专用性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员工培训激励的技术进步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人力资本培育与保障以及营造创新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