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揭示其核心特征及实践路径,本文基于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主流报刊中6570篇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媒体报道,使用Text Rank-Word2Vec-K-Means方法和BERTopic模型分别提取新质生产力的宏观主题特征和微观主题特征,构建主题层次框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产业形态“新”、目标旨意“新”、生产方式“新”、技术手段“新”、供需模式“新”的“五新”维度,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与乡村振兴、工业制造、区域协同等25个具体领域的深度融合。由此可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驱动,多维协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特征,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企业的变革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原动力,构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对于解决我国兼具战略性与社会性情境特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系统编排理论,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深耕于集成电路产业的湖北省江城实验室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情境下“架构者”通过采取战略架构设计、行动架构设计两类编排策略来构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2)从创新资源层面归纳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编排策略的多重作用机制,即聚焦机制、联动机制与杠杆机制;(3)归纳出使命驱动型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以及三类核心特征,即国家使命驱动、以核心企业为“架构者”及自主探索式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不仅贡献于创新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编排等相关文献,更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目标提供新路径。

技术复杂度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其动态性及增长效应对于优化技术创新格局、提升区域竞争力以及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2000多万项专利的分类数据,使用网络结构多样性算法测度690个技术类别的复杂度,分析技术复杂度的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技术复杂度的取值范围在0~15.88之间,整体呈双峰分布向左偏分布迁移的趋势。技术复杂度逐年增长,且复杂度越高的技术增速越慢。(2)技术复杂度的地理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区间的技术复杂度差异正在缩小。(3)技术复杂度每增加10%可带动0.25%的地区经济增长,且该促进效应存在边际递减与负向溢出的特征。本研究将网络结构多样性算法应用于测度中国的技术复杂度,为深入理解地区技术结构差异提供了新视角,并为制定更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发明专利,结合2011年—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政府引导资源配置的重点产业政策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重点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人才支撑和提高竞争程度,来促进受支持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进一步,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分析表明,重点产业政策通过引导资源进入重点领域,使其促进作用分别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和劳动力市场现有工资水平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弱的情境中更强。拓展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小型和成长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能激励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但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作为极具前瞻性与战略意义的前沿技术,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引擎。本文以2010—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专利,进而构建人工智能创新的衡量指标,并借助各地区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准自然实验场景,实证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了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并且提高数据要素可及性是其主要渠道;(2)自身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和外部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公共数据开放发挥人工智能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基础;(3)公共数据开放规模越大,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水平越高。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探究企业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因素和数据要素经济效益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对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释放数据要素红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环,也是深层次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引擎。数字时代背景下,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成为破解创新领域“卡脖子”困境,引领数字技术创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基于2009—202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且能持续释放数字创新驱动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引导数字化人才集聚等机制渠道促进数字技术创新,风险投资集聚机制并未通过。政策联动分析发现,大数据试验区和宽带中国试点等数字经济政策有助于强化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数字创新驱动效应,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联动效应尚不显著,三类数字经济政策与创新体制改革的协同联动能够产生驱动数字创新的多重叠加效应。本研究在理论上阐明了数字生态下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驱动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长效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增效、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战略举措,然而不少企业却出现了不会转、不敢转的困境。因此,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配置数字化业务成为了转型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吸收能力视角,探究数字化业务组合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1)数字化业务组合多样性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即多样性增加初期有利于提升绩效,过度多样性则产生负面效应;(2)人工智能技术负向调节该关系,原因在于其可加速知识获取,提升异质性知识的利用效率;(3)产品市场发展水平正向调节该关系,发达的产品市场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对多样化数字业务的知识获取,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异质性知识的整合难度。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视角下创新绩效的理论解释,为企业数字化业务决策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容错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为国有企业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参考错误管理的过程观,本文将容错机制构建为试错、容错、纠错三个维度,基于1574家国有企业媒体报道的大规模文本数据,使用词嵌入法构建容错机制词表并计算其得分,并进一步探索容错机制对国有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容错机制作为提供创新创业合法性的重要组织资源,通过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容错氛围,对国企创业导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容错机制的三个维度中,相较于试错和容错,纠错作为容错机制的最深入阶段,将错误经验转化为指导后续创业活动的引擎,更具价值性和稀缺性,因此其对创业导向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3)管理层持股比例和CEO两职合一正向调节了容错机制与国有企业创业导向的关系,表明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能够增强容错机制的效果,使其更有效地促进创业导向。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容错机制的理论内涵,并将国企容错机制的作用从创新领域延伸到创业领域,丰富了中国式创新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并为国企的创新创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指导。

本土企业如何成功实现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基模”可以破解群体认知的形成过程,对于研究本土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具有更为基础和本质的意义。为此,本文以本土制造业典型企业格力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从“基模”角度考察本土企业群体认知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提出驱动群体认知形成的共享基模。在本土企业认知结构中,存在一个支撑组织创新的“‘世界第一’中心性驱动”基模。“共享基模”的“世界第一”体现的是基模价值观。“中心性驱动”体现的是基模结构;(2)正是产业资本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采取了与国家创新战略一致的行为,形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本土企业“共享基模”。与过往国企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社会责任、吃苦耐劳、民族担当等国企特质并不是国企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产业资本采取与国家创新战略一致的行为才是成功关键,才是国企特质呈现的内在原因;(3)“共享基模”形成过程包括感知、吸收、固化、扩散4个阶段。各个阶段所起作用不是均等的,“感知”阶段是整个过程的关键阶段。通过“感知”稳定、统一国家所供给的政治信用、国家创新战略。采取了与国家创新战略一致的行为,通过内生性积累达成技术突破。研究结论为本土制造企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推动技术创新成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启示。

平台生态系统是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共创的重要场所,为创新主体拓展了价值空间,平台生态系统与价值共创的关系成为新的研究重点。本文运用元分析方法,基于国内外47个独立实证研究样本,探索平台生态系统与价值共创之间的综合效应,深入挖掘不同维度间的亚组效应关系。研究发现:(1)在整体维度,平台生态系统与价值共创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创新主体间价值共创活动具有积极影响;(2)在平台生态系统细分维度,多方互动、能动性、平台治理、平台基质均对价值共创发挥正向影响,其中能动性与平台基质对价值共创具有更强烈的积极作用;(3)在价值共创细分维度,平台生态系统与财务及非财务视角价值共创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非财务视角价值共创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4)在调节效应分析中,主体类型与数字赋能显著调节了平台生态系统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效应。本研究通过整合分析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化与补充,为创新主体通过平台生态系统赋能进而实现价值共创提供了理论借鉴。

研发投入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从技术竞合的角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目前创新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然而,企业应构建何种类型的技术竞合关系以提升研发投入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本文运用竞合理论,基于技术竞合形成路径视角将其解构为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两种类型,以2007—2022年中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探讨两类技术竞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并检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和研发投入存在U型关系。(2)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和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3)机会主义风险是两类技术竞合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4)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正向调节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和研发投入之间的U型关系,但负向调节企业与合作伙伴竞争和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和执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了技术竞合类型及其研发投入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治理竞合关系和制定研发决策提供了对策建议。

开放式创新是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以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建设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建设从行为和绩效两方面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社会信用建设通过降低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风险并增强企业合作研发的意愿,进而提升企业开放式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用建设主要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与绩效,而对实质性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不显著。社会信用建设在国有制企业、小型企业以及内部控制较强的企业中展现出显著促进效果。在竞争充分、技术更易被侵权的行业中,企业开放式创新受社会信用建设正向影响更明显。本研究为完善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开放式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对创新风险的规避降低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意愿,能有效分担风险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受到了家族企业的关注。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控制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探究了代际传承、数字化水平和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正向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情境效应表明,家族企业处于代际传承期时,家族控制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当家族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或股权激励力度较大时,家族控制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从作用机制来看,家族控制通过加强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和降低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了企业开放式创新。本文不仅为破解家族企业的创新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对数字化时代我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实践也具有启发意义。

实现农业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协同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路径,探究农业企业跨区域投资对其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以2017—2021年全国281家农业企业为样本,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跨区域投资强度对农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跨区域投资强度显著提升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且该结论通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2)创新网络与股权网络的双重嵌入是核心作用路径,跨区域投资通过深化两类网络嵌入程度促进创新,且创新网络嵌入质量对跨域投资与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内部知识吸收能力与资源利用能力越强、跨区域投资突破省域且省际边界效应越弱,其创新边界的拓展范围越大,跨区域投资的创新增效作用越显著。研究揭示了双重网络嵌入在农业企业跨域投资与创新关联中的纽带功能,为破解农业“弱创新”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优化跨域要素配置、完善跨区域治理机制提出了实践启示。

供应链数字化是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引擎。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包含三阶交互效应的实证模型,系统检验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重点揭示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ESG)、吸收能力(AC)的调节作用,以及供应链金融(SCF)对上述调节效应的高阶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该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了这一驱动路径在面临外界干预时,展现出的非对称特征:企业吸收能力通过强化知识整合与转化效率,显著增强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强化效应不受供应链金融短期属性的干扰;而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调节作用则呈现条件性,其长期价值导向需要企业长期战略支持,也因此易受供应链金融短期逐利属性的抑制,体现出战略承诺与运营效率之间的内在张力。供应链金融虽可提升短期资金效率,但其短期财务导向会削弱ESG对绿色创新的赋能效果。本研究不仅揭开了数字供应链转化为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析了企业绿色创新中长期战略与短期战术的协同与冲突机理,更为企业优化数字供应链治理、平衡可持续转型与短期运营效率提供了针对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战略选择是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起点和基础,而战略激进度作为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内容,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何种影响尚缺乏探讨。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战略激进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的战略激进度对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该结论在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战略激进度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分别受到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和组织冗余的负向调节;(3)异质性分析表明,战略激进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显著,而在非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金密集型企业中并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从战略特征视角拓展了绿色创新动因的研究边界,为政府构建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和企业制定绿色创新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该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技能溢价,且在不同企业属性下呈现异质性效应。政策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研发创新,增强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继而提升技能溢价水平;同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是影响路径的重要考量。进一步分析发现,经留抵退税政策提升的劳动技能溢价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但劳动技能溢价存在促进企业劳动增加值的适度区间。本文创新性地从微观个体层面的技能溢价角度切入,拓展了留抵退税在劳动要素配置上的研究边界,研究结论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深化留抵退税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高校科技“丰产不丰收”的结构性困境长期困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然而这一普遍认知存在偏差。偏差的根源在于对“成果”的理解差异。在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中,成果应同时涵盖基础研究产出的科学知识与应用研究产生的技术成果,而狭义的理解只聚焦于技术成果的转化,忽视了科学成果的知识溢出价值,从而导致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价存在系统性偏误。本研究基于201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尤其是对“知识生产—技术转化”两阶段效率的差异进行解析,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转化政策对两类成果转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后发现:(1)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显著提升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政策介入对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具有积极作用;(2)政策工具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经济转化阶段的效率提升效果明显高于知识生产阶段,呈现出“后端强、前端弱”的政策效应特征;(3)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因高校类型和特点存在显著异质性,非理工科院校对资源供给类政策的需求更为迫切且响应度更高,这类政策推动知识生产的效应更为突出;(4)协同创新类政策则是促进理工科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的“加速器”,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价值。未来应根据高校类型的不同特点及成果转化的两阶段差异,精准施策,因校制宜,制定分层分类的差异化政策组合,构建“精准赋能、靶向施策”的政策生态,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绩效与创新效能。

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探讨如何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6—2023年新三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企业专利质押为切入点,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专利质押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专利质押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在专利质押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政府补助较少以及非专精特新的企业中,专利质押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专利质押政策的实施、完善与推广以及提升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随着国际竞争局势日趋激烈,深入探究知识产权创造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8—2022年421个上市战略性新兴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技术多元化的空间中介视角,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创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知识产权创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提升有直接助推作用,在知识产权创造驱动下战略性新兴企业之间创新韧性提升有空间依赖效应。第二,知识产权创造对低水平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对高水平人力资本产生需求增加效应,促使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第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知识产权创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中具有积极空间中介效应。第四,技术多元化在知识产权创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中具有消极空间中介效应,原因在于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必要降低技术多元化,专注核心技术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以上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知识产权创造与产业创新韧性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上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韧性提升路径提供多元化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