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新情境和新热点。然而学界对于企业数字可持续性这一变量的概念、维度及测量方法仍缺乏共识。本研究旨在构造企业数字可持续性的测量体系。首先，在回顾现有企业数字可持续性内涵研究的基础上，从“数字优先”和“数字赋能”两方面定义了企业数字可持续性的概念内涵，提炼其融合性、长期性和可扩展性三方面特征；其次，采用扎根方法开发出以“数字资产永续、数字经济价值、数字社会责任与数字环境管理”为中心范畴的企业数字可持续性构思模型；最后，编制企业数字可持续性测度的初始量表，经过一系列分析检验，最终确立二阶四因素包含十五题项的企业数字可持续性最优测量模型。此外，预测效度检验表明，该量表对企业竞争优势有良好的预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弥补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可持续性研究量表的缺失，不仅奠定了企业数字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情境下实业界实施企业数字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链主企业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了更好地把握链主企业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本文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对该主题的文献开展关键词共现、作者共现及关键词突现等可视化分析，围绕链主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研究概况、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回顾。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组织模式、引领方式、产业绩效等三个主题展开探讨；在研究视角上，体现了从中观到微观再到中观的研究趋势；在研究情境方面，关注点从传统组织情境转向新组织情境；从研究趋势来看，未来可基于新组织情境以及不同产业环境深化链主引领对跨产业融合、创新范式及产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明确了链主企业引领产业链发展的知识脉络和研究边界，为构建以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治理结构提供参考。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展现出显著的成长潜力，然而对其在数字化情境下实现高成长内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基于77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数据，采用fsQCA方法分析了竞争战略（专业化战略、差异化战略）、商业模式（内容、结构、治理）及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组态效应，并进行了典型案例的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1）高专业化战略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高成长的共性核心条件。（2）高成长组态有四种：内容主导专业型、结构主导专业型、数字治理专业型以及结构主导特色型，这些组态可进一步归纳为专业化导向、差异化结构模式。（3）高数字技术创新下，高专业化战略与强商业模式治理的匹配能促进企业高成长；非高数字技术创新下，企业高成长可以通过高专业化战略与强商业模式内容匹配，或高专业化/差异化竞争战略与强商业模式结构匹配来实现。（4）非高成长组态显示，在专业化战略、数字技术创新程度均不高的情况下，即使其他个别条件表现突出也难以推动企业实现高成长。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数字化情境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高成长的内在机制，而且有助于为中小制造企业持续成长提供重要管理启示。

    论文讨论战略联盟网络嵌入性、网络结构和网络内容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层次化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专利数据、联盟网络数据和财务数据，论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固定效应负二向回归模型，分析联盟网络嵌入程度、网络结构和网络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网络的局部嵌入程度、整体嵌入程度、结构洞以及联盟类型多样性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2）结构洞在不同嵌入层次中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3）联盟类型多样性在不同嵌入层次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引入PageRank算法，证实了不同网络层面（局部与整体）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具有差异化机制，嵌入性机制强调了网络强连接和凝聚性的重要性；结构洞效应表明了网络中间断层和弱连接的战略价值；多样性效应则意味着网络复杂性会阻碍企业从网络中获取创新收益。研究建议企业管理者在制定网络创新战略应区分个体网和整体网层次，将联盟伙伴间关系和联盟类型等信息纳入决策过程。

    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升级至关重要。本文以长安汽车发动机技术为例，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此构建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的演化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动力来源于内外生双轮驱动机制；其突破路径表现为“显性技术牵引-隐性能力跃迁”的突破模式，呈现出四阶段动态演进目标，显性技术实践演化历经“广度搜索-知识吸收-深度积累-知识创造-系统集成-本地引领”的渐进式突破路径，驱动隐性能力体系完成“技术基础能力构建-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技术集成能力构筑-全球竞争能力跃升”的层级跃迁；技术创新能力遵循“知识吸收-深度积累-知识创造”的培育逻辑，铸就了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向外突破与向内深耕的双重势能；“显性技术牵引-隐性能力跃迁”突破模式引发了“企业-市场”的双向重构效应，一方面推动组织惯例从模仿适应向标准定义转变，另一方面触发传统市场架构解体，表现出“创造性毁灭”的动态重构过程。旨在为后发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锻造自主可控技术创新链提供实践范式，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根基的夯实与产业价值链跃升的微观实践落地。

   连续性冲击事件是引发中国先进制造企业供应链韧性建构的关键外因。本文采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剖析华为在美国经贸制裁政策打击下培育企业供应链韧性的过程机理，揭示了先进制造企业动态建构供应链韧性的内在动机、行动机制及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第一，降低外部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是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建构供应链韧性的直接动机。第二，当政策冲击对案例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资源依赖关系产生影响时，企业会采取差异化的连续性管理措施分步降低不确定性。第三，在连续性冲击情境中，企业通过能力生成与能力沉淀的双重机制，实现了供应链韧性能力组合的提升与优化。通过整合资源依赖理论与连续性管理理论，本文为从关系视角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建构提供了有效思考，同时打开了资源依赖关系变化维度与约束吸收策略选择关系的黑箱，揭示了先进制造企业供应链韧性迭代发展的内在机理。

    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对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探究企业合作研发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合作研发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优化企业的创新结构，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合作研发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创新同群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三个外部性机制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3）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的合作研发对自主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以及高智能化企业的合作研发对自主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小于其他行业；企业合作研发对自主创新水平具有中、长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合作研发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创新机制的研究视角，为企业的相关研发策略提供经验证据。

    面临产业链位置深度嵌入、价值活动高度定制、客户群体精度细分等情境特征，定制化成为专精特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本文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2017—2022年间的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探究了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供应商集中度和数字化程度都会增强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3)客户集中度则会削弱定制化战略的促进作用；(4)高创新能力的专精特新企业使用定制化战略更具盈利能力；(5)企业的地域异质性对定制化战略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6)相较于外部定制化，内部定制化对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创新性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定制化战略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定制化战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拓展和丰富了对专精特新企业行为和绩效的理论洞察，研究结论可以为专精特新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创新韧性是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间微观网络联结日益深化，为提升企业创新韧性带来新的契机。本文基于知识元素-企业二模网络视角，从数字技术同群效应出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3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将数字技术分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两维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上行数字技术距离、网络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呈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在不同环境、行业、企业特征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上行数字技术距离及网络中心度、结构洞效率强化了数字技术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韧性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从网络视角丰富了同群效应及企业创新韧性相关理论研究，在实践层面为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塑强创新韧性提供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

   深入探究金融监管的微观创新效应对于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实体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金融监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监管对实体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使用广义DID模型以及多重计量手段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第二，金融监管能够有效纠正企业投资的金融化偏向，促使更多的资金投入企业研发，进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金融监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纠偏效应仅在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以及以“投机套利”为动机的金融化行为中效果显著，而在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和以“蓄水池”为动机的金融化行为中并不显著；此外，在高管具有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处地区影子银行发达程度越高的样本中，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投资纠偏效果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监管微观经济绩效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上为优化和完善我国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方向。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22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创新的视角切入，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管新规政策实施对企业投资偏好“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增加。机制检验显示，压缩金融资产规模、聚焦主营业务与提升高素质人才雇佣规模为资管新规政策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位于金融化水平高地区的企业以及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资管新规促进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对其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金融监管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为金融监管政策制定与实施以及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提供参考。

    在央-地分权治理背景下，不同政府层级产业政策的有效协同对企业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十分重要。本文以中国9492个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新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新能源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重点支持协同的效果显著高于态度鼓励协同。（2）机制检验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在重点支持协同条件下通过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及税收环境三重路径强化企业新能源技术创新。（3）异质性分析显示，央-地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提升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拓展和丰富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效应在新兴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为优化产业政策协同推动企业新兴技术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企业社会责任是商业文明的价值跃迁，CSR报告质量是企业铸就可持续竞争力的战略基石。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21—2023年的451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对象，基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等权威标准，构建了包含完整性、回应性、可获取性、可信性、创新性及可比性6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本挖掘中的文本情感分析、词频统计等技术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各维度进行自动评分，采用TOPSIS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分维度分行业探析。研究发现：(1)2021—202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显著提升，行业整体实践呈现积极发展态势；(2)企业在报告“可获取性”与“回应性”上表现突出，但“创新性”与“可比性”仍是普遍短板；(3)行业间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差异显著，金融业全面领先，娱乐行业亟待提升。本研究有助于高效客观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企业优化报告编制与提升社会责任实践能力以及行业整体CSR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参考。

   驱动数字技术创新、培育数字竞争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以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履责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ESG履责在统计上显著促进数字技术创新，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ESG履责通过提升政府补贴强度、增强融资能力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资源配置升级，从而有效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且外部数字关注显著强化ESG履责的创新驱动性；（3）该效应存在情境异质性，在高技术、重污染及安全责任敏感行业、发展期企业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地区更为突出。本研究揭示了合法性视域下ESG履责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ESG与企业数字战略融合的理解，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可持续创新路径提供了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核心机制，并通过驱动绿色创新提升企业ESG表现服务高质量发展。因而，我国有必要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区企业ESG表现，为未来的政策制度提供参考。本研究以知识产权示范区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提升企业ESG表现；同时，(2)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使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及其流动得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下，非国有企业、系族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梯队高、市场化指数高区域的企业，政策响应更灵敏，ESG表现评级提升尤为明显。本研究不仅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示范区试点的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影响，更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流动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扎实推进试点政策，充分实现企业价值，乃至振兴中国未来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ESG理念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义备受关注。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析中国现实情境下标准制定者身份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研究发现：国家标准制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且对环境（E）维度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这一结论在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外部关注压力、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伦理文化是标准制定企业提升自身ESG水平的三条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外部因素来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市场竞争较大行业中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可以更好地提高ESG水平；在内部因素上，标准制定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家精神较好、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中。此外，标准制定对企业ESG实践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但尚未产生地区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标准制定社会效益和企业ESG表现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于如何积极发挥标准引领作用、释放企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具有启示意义。

   面临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维持“韧性强”的经济特征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切入点，基于2008—2021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具有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公共服务水平与创新能力是二者间重要的传导机制，且创新偏好高端化有利于该作用的发挥。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的促进效果在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水平较低、吸引力较差以及国内投资水平较低的城市更为明显。此外，经济效应分析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在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后可以进一步释放地区消费活力。研究结论在为增强经济韧性开辟新思路的同时探索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边界，也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软环境建设提供了一定参考。

    以知识产权战略赋能出口升级对解决“低端锁定、高端挤出”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8年252个城市的3024个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验证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出口升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这种促进作用通过政府科技支持效应和高技术培育效应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促进出口升级具有长期效应，创新型城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外商投资水平均能显著提升该政策的出口升级效应。据此，优化创新、法制、金融及投资环境有益于提升政府科技支持力度和高技术培育效率，强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出口升级效应。研究拓展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效应评估及出口升级实现路径，为示范城市建设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