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管理 ›› 2024, Vol. 45 ›› Issue (10): 69-80.DOI: 10.19571/j.cnki.1000-2995.2024.10.007
刘和东,汤雨婷
Liu Hedong, Tang Yuting
摘要: 政府政策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要素,探究政府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激励与抑制政策纳入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统一研究框架,剖析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整体与异质性影响机制。构建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收集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抑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数据,测度并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大小,发现:(1)从整体上看,相对于抑制政策,激励政策效应更大。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最大、研发补贴次之。(2)从生命周期看,成长期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更大、研发补贴次之。成熟期以抑制政策效应为主,激励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研发补贴效应最大。衰退期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3)从产权性质看,国有企业以抑制政策效应为主,激励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税收优惠效应最大。非国有企业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最大、研发补贴次之。本文探索了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政府精准施策促进企业降污增效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