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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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联合体：基于交易成本和资源基础理论视角

张玉臣，王芳杰

2019, 40(8): 1-11.

摘要 ( 236 )

文章通过研读合作研发领域代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以合作研发建立过程为脉络，以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阐述基础,梳理了合作研发领域的整体研究框架：对合作研发起源及其主要类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归结了合作研发的六种主要动机和获取竞争优势（利润）这一根本动机；从资源共同力量（collective strengthen）和组织间冲突（inter-firm conflict）两个视角分析合作伙伴的相关特征及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合作研发的组织管理，包括合作研发的基本组织类型及特征，梳理了企业实现有效知识溢出的专有性机制。最后，提炼研究结论及后续研究方向，旨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整体切入点，为合作研发实践活动的组织和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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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因素与第四代管理学

陈劲,吴庆前

2019, 40(8): 12-19.

摘要 ( 189 )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别已经逐渐地不再被视为是古今之别、旧新之别，而是类型之别。基于四个自信，深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因素，对于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对于帮助吸纳了更多东方智慧的第四代管理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即从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理念与信仰、传统组织与制度、传统器物与科技等方面分析和发掘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因素和创新价值。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华传统思维方式引领着中国走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创新，走向“开放式全面创新”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理念和信仰方面，中华传统的人性论和人格境界说，可以对当代西方的管理理论和领导力理论带来突破和升华；在组织与制度方面，中华传统制度模式深刻地塑造了今日中国企业独特的“家庭、军队、学校”三位一体的组织发展定位，以及“效率、创新、幸福”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器物与科技方面，中华传统器物与科技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乃至科技产业的发展都提供了许多创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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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估研究——基于资源依赖和社会影响力的双重视角

孟溦，宋娇娇

2019, 40(8): 20-31.

摘要 ( 235 )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新型研发机构在推动地区创新要素的集聚、开放与互融，打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通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服务链协同发展，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被寄予厚望。目前，政府科技经费投入与相关政策支持是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的重要科技资源来源。在当今社会各界日趋关注公共财政配置绩效的情境下，为保障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目标实现，最大化财政资金的投资绩效，有关省市相继出台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与评估管理相关文件。然而，作为“四不像”的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如何评”依旧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困境、多元主体困境、个性与共性兼具困境以及体制机制困境。本文基于新型研发机构组织特点，从资源依赖和社会影响力双重视角，建构了新型研发机构从资源投入到社会影响力产生全过程的绩效分析框架，并以上海微工院为例，针对其不同阶段关键绩效特征建构关键绩效指标与评估重点。其中，建设期重点考核政府资源投入、制度建设与资源集聚能力；运营成长期，关注资源集聚能力、技术研发能力、服务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并对新型研发机构近期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运营成熟期，重点评估新型研发机构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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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国家标准化与创新互动赶超模式及路径研究：以印度、南非为例

詹爱岚

2019, 40(8): 92-100.

摘要 ( 151 )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贸、政治和科技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标准的形式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实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印度和南非的标准与创新互动赶超实践，揭示了不同类型标准下的不同创新模式及各自不同的赶超路径。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提升创新与标准化能力，理解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的借鉴。在实证分析印度和南非的标准化与创新互动赶超案例的基础上，总结了印度疫苗业最低质量安全标准、南非酒业的品类削减标准，以及医疗信息业的兼容及接口标准，分别通过证明、规模和协调模式来推动创新。在互动赶超路径上，印度疫苗业在识别出发展中国家基础疫苗短缺这一机会的基础上，将国际采购视作技术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工具，并通过标准化将国际采购标准内化成国家产业政策；南非酒业是通过削减品种、科学种植、现代工艺酿造、严格酒标管理；而南非医疗信息业则是通过创造一个吸引子，构建一套自适应系统的层级结构型标准体系，并利用网关来克服基础设施的异构性。研究发现，在标准化与创新的互动赶超过程中，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各主体扮演着不同，且协同的角色；协同之外，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合作支撑尤为重要；企业的创新战略重点，取决于标准化在互动创新中的机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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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奖励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

王楠陈详详王海军

2019, 40(8): 126-134.

摘要 ( 203 )

通过设置虚拟社区奖励鼓励用户分享知识，已成为众多社区促进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重要措施。社区奖励对知识共享的影响问题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但其效果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将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行为划分为隐性知识共享和显性知识共享两种类型，探讨了虚拟社区奖励对两类知识共享行为的相对影响及其对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虚拟社区奖励能够显著促进用户的显性知识共享，而与隐性知识共享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愉悦感和自我效能感在虚拟社区奖励与隐性知识共享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该研究结论不仅加深了对虚拟社区奖励对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理解，并且探索了虚拟社区奖励对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对社区合理设计虚拟社区奖励以促进用户的知识共享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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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国际化的质量指数构建及评价研究

张米尔，李海鹏，国伟

2019, 40(8): 189-197.

摘要 ( 189 )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专利国际化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全球专利体系的格局，相关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现有研究主要是围绕专利国际化的正面效应、负面影响、企业行为和专利政策展开，针对专利国际化质量的研究还很薄弱，无法对专利国际化的质量进行定量评价。为此，研究构建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运用该质量指数，定量评价中国专利国际化进程；为定量评价专利国际化的质量，首先回顾专利国际化的演进过程，分析专利国际化的运作流程，选择主流的PCT体系，构建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然后，选取PCT专利申请进入国家的数量，作为构建该质量指数的基础数据；由于各国或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存在巨大差异，为反映专利国际化质量，还需要以申请总量进行修正；最后，根据国际专利申请的进展状况，提取该项申请进入的国家数，逐项累加获得进入国家的累计数，计算进入国家的累计数与年度申请总量的比值，构建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PIQI）。运用构建的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评价我国1994年以来的专利国际化进程；基于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的时间序列，采用层次聚类分析，分析不同阶段特点与差异，从而揭示我国专利国际化质量的阶段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专利国际化的整体质量偏低，大幅低于同期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质量指数；我国专利国际化的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至2009年，我国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呈现波动趋势；2009年以来，在专利国际化资助政策不断推出，国际专利申请快速增长之际，我国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却呈现下降趋势。近年来，专利国际化质量指数下降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国际专利申请未进入国家阶段，但在现行申请资助政策下，申请者却仍然可以套取资助，催生了大量未进入国家阶段的无效专利申请，背离了专利国际化的政策目标。因此，针对申请资助的专利政策必须调整，将专利政策的着力点后移到进入国家阶段，以鼓励国际专利申请进入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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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组合对上海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

贾瑞乾，陈松，李炼

2019, 40(8): 198-205.

摘要 ( 196 )

专利数量和结构是表征企业乃至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而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低质量专利泛滥的现象，企业迫切需要明确的专利组合战略，以有效提升企业的价值。本研究通过收集2012-2016年上海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专利拥有量，并选取托宾Q系数作为企业价值衡量指标，分析专利组合对制造业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专利数量可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如果组合中发明专利的比例足够大，则提升组合中专利的数量可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第二，不同创新程度的专利对企业的价值影响不同，创新度高的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本研究为企业制订合理的专利组合战略、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政府制订差异化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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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共性技术供给的“盲点”困境及破解：一项案例研究

张衍芳，凌海英

2019, 40(8): 215-223.

摘要 ( 209 )

文章试图破解中小企业在共性技术供给中内部无力研发、外界无路扩散的“盲点”困境，基于中泰国别比较视角，通过对一项共性技术应用案例进行纵向剖析，分析泰国对中小企业共性技术供给机制作用点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泰国共性技术供给机制经历了从技术下沉型向需求上浮型演变的过程，同时赋予共性技术更多的公共品属性；从中得出可借鉴的经验:要破解中小企业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盲点”位置，必须做到技术“沉得下、沉得稳、沉得准、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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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NIH、NSF评审制度研究及对深圳的启示

李杏林，贡毅

2019, 40(8): 293-296.

摘要 ( 301 )

近年来深圳市R&D经费快速增长，用于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本文首先综合分析和研究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简称NSFC）的科技项目评审制度和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圳市的具体情况，将现行的深圳市科技项目评审制度和评价体系同NIH、NSF、NSFC等系统进行比较分析，为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促进科技发展在社会其他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迫切要求。NIH和NSF的项目采取不定期申报的方式，我国现有的科技项目大部分采用集中期申报方式，两国管理机构赋予管理人员的管理权限不同。深圳市随着R&D经费的快速增长，用于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也逐年增加，加强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紧密结合、把卓越管理的理念切实落到实处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将通过研究两国的科技资助管理政策，分析管理机构在制度建设、考核的全面性与连续性、科技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特点，结合深圳市科技评价体系的发展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制度政策体系，突出科技评价重点指标，加强科技评价的全面性及连续性的建议。以充分发挥科技评价的指导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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