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科技创新研究强调科技创新对企业、产业、社会发展等的积极意义，却忽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潜在负向影响。如世界首例人类基因编译婴儿露露和娜娜的诞生所引发的科技创新的伦理危机与社会危机，斯诺登事件、Facebook数据泄露等大数据研发与应用的隐私风险，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的潜在社会劳动力替代讨论等。种种事件引发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责任议题的关注。欧盟“Horizon 2020”框架计划提出“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强调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责任，主张建立开放、互动、透明的研究与创新过程，引导创新活动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该框架计划进一步将责任式创新的行动纲领聚焦于科技创新的公共参与、开放获取、性别议题、伦理议题、科学教育等方面。2016年8月8日，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研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
缺乏核心技术, 一直是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软肋”和“瓶颈”。所以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更不应该采用简单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单向开发模式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如何提升我国不同产业核心技术的识别、获取、转化和塑造等关键能力，将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由追赶者成功转向引领者的关键。
变革性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变革性研究与创新，摆脱传统科学范式中的保守化和固化，力图在科学研究中有更高的突破，以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内生要求和公众期望的变化。从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历程来看，以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主任Johan Schot.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学者提出了创新政策从1.0到3.0的演进历程，不仅需要着眼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还需要进行前瞻性预见、开展创新试验、培育新的制度以及融合不同的专长与技能。转型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需要更加具有前瞻性、将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有机结合,以解决技术变革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企业创新范式的共识，企业的竞争优势讨论也逐步由单一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建立核心企业与供应商、政府、管理部门、互补者、竞争对手、用户等主体的生态系统，有助于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然而，伴随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共享经济、平台组织等新兴技术与管理情境的兴起，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成长、演化、治理，以及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等呈现复杂性，新兴技术与管理情境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亟待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实践逐步实现了由追赶、跟跑、再到部分领域的领先。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创新管理所嵌入的国家情境、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等都具有差异性，探索中国本土创新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范式有利于为学界、产业界、政策、社会民众等各个方面贡献价值。目前我国众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范式，例如：全面创新管理、复合基础观、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论、整合式创新、水样组织、二次创新和谐管理等。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的范式开始由科层制管控为基础的模式逐步转向以个体价值实现为基础企业治理模式。企业竞争的成长机制也从传统的资源基础、核心能力的解读，转向管理学习、知识管理等为基础的新视角。维基经济学更进一步将组织的目标聚焦于如何充分挖掘、整合组织内外部每一个个体的智慧。企业激活个体与组织，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实现层面，更以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模式、“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华为公司对集成产品开发（IPD）的学习与创新等为典型。由此，企业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新视角与新机制亟待探索，如企业治理中的组织学习、管理能力建设、知识管理等，以深入解析企业治理与企业成长的微观基础。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端，并占据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装备制造业高端领域，其决定着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以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海工、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相关的产业核心零部件、材料装备、核心技术、产业体系建设等成为制约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振兴与发展的瓶颈问题。建设科技强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大背景下，研究亟待探索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振兴与发展过程中关于核心技术与核心材料的突破、产业体系的构建与演化、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引进学习和走出去等相关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