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出发开展组织变革，是国有企业创建有利于创新的组织内部环境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结构·流程·边界”框架考察了权力集中化、工作专业化、奖励个性化、组织内协同和跨组织合作五个条件对企业创新的联动效应。对50项国有企业创新成果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识别了开放平台型、蜂巢协作型和集中网络型三种导致高创新的构型，以及封闭集权型、僵化激励型和内部分散型三种导致非高创新的构型。对构型间的整体比较发现，集权或分权式结构应与集体或个性化奖励流程适配，且跨组织合作具有一定的普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组织变革多维度联动对于国有企业实现创新的复杂因果关系，既推进了构型理论在组织变革研究中的发展，也启发管理者以系统观和辩证思维来全面看待组织变革对创新的影响，通过合适的组织设计为持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关键词

   数字创新作为制造企业创新的新范式，其关键内涵和实施过程正成为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基于数字创新、数字化能力文献以及战略—能力匹配理论视角，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实施重构其关键数字化能力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通过格力电器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实施过程分为数字流程创新、数字产品创新和数字服务创新三个阶段，数字创新战略可分为效率型、新颖型和融合型三种类型导向；第二，数字协同能力、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和数字价值化能力三种数字化能力分别起到主导作用，数字化能力重构的方式包括进化式重构、替代式重构和共创式重构；第三，在不同数字创新阶段，数字创新战略实施重构数字化能力的过程机制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在数字流程创新阶段，企业效率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进化式重构方式形成数字协同能力。在数字产品创新阶段，企业新颖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替代式重构方式形成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在数字服务创新阶段，企业融合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共创式重构形成数字价值化能力。本文打开了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战略重构其数字化能力的过程“黑箱”，为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创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协同创新角度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比亚迪与其他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新能源汽车企业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机制包括战略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这三者交互作用，为系统构建提供了战略方向、组织保障和资源基础。（2）技术创新复杂性与多元性特征、合作偏好及信任基础、产业政策是系统构建的主要影响因素，要在协同机制下充分发挥正向作用。这弥补了该领域中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构建的理论研究不足，并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实践启示。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但实践中却存在诸多商业模式创新抗拒的现象。然而，当前关于创新抗拒的研究多以消费者为主体，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问题却鲜有学者涉及，其作用路径与内在机理仍缺乏充分的理论关注。基于此，论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8家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企业进行了深入剖析，构建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抗拒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不同于产品创新抗拒，其涵盖了企业对改变整体商业模式要素综合逻辑的抗拒。根据情境与主导因素的差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主要可以分为“抱头缩项型”“画地自限型”“力不从心型”与“安于现状型”四类，并可分别采用风险决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绩效反馈理论予以解释。本研究拓展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并为减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抗拒提供了实践启示。

    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不仅存在技术性能的越轨提升，更需打破市场认知劣势，得到市场检验。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市场认知的重要性，对其作用机制和演化过程未有系统性分析。本文采用纵向多案例研究方法，以滴滴出行、美团和Airbnb等颠覆传统“食住行”行业的创新案例，审视后发企业市场认知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后发企业的市场认知呈现出差异化形象、卓越者身份和领导者地位等状态演化，以驱动企业历经初创期、追赶期和成熟期的发展，实现对传统在位者的颠覆；初创期，后发企业受利基诱导，通过疏离行动和价值建构等塑造机制，以形成差异化形象实现新市场进入；追赶期，后发企业受竞争驱动因素影响，采取强化行动和方向重塑等转化机制，以树立卓越者身份实现新市场进阶；成熟期，后发企业由未来趋势引导，采取分化行动和未来引领等隔离机制，以占据新兴行业领导者位置，完成市场认知演化。综合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为指导后发企业突破市场认知劣势，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颠覆性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抓手，颠覆性技术的精准识别对于把握技术变革机遇、布局技术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围绕技术或市场的单一维度特征进行颠覆性技术识别，而对于综合“技术-市场”维度的系统性识别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颠覆性技术特征出发，构建基于专利挖掘和Gompertz模型的系统性识别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颠覆性技术具有“技术-市场”双重维度特征，具体可围绕前沿性、独特性、影响力和扩散性四个基本特征进行颠覆性技术“漏斗式”逐层识别；（2）综合专利挖掘和Gompertz模型构建系统性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可实现对颠覆性技术的系统识别；（3）动力锂电池技术的实证研究表明，本文构建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可提升识别过程的效率和识别结果的准确性，有效克服主观判断的局限性。该方法突破了已有识别方法中特征信息获取不全面、识别结果准确性较低的局限性，可以为颠覆性技术的早期识别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支持。

    双元创新跃迁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双元创新跃迁的前因。国际化行为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以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投资速度与广度视角考察OFDI动态决策对企业双元创新跃迁的影响。研究发现：(1)加快OFDI速度显著促进了正向跃迁，显著抑制了负向跃迁；(2)OFDI广度削弱了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较弱；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加快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则较弱。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OFDI的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并为企业及政府推动双元创新跃迁提供了管理与政策启示。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亦是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剖析了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演化机理，构建了以军工企业、民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为关键创新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以黑龙江省为例开展了数值仿真。研究表明：（1）合理的成本分担情况下，即使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协同创新，两者仍会选择继续合作开展科技协同创新。（2）公平的利益分配有利于促进军民企业协作，利益分配极端失衡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直接介入协同创新以维持系统稳定。（3）地方政府是否进行财政补贴以及补贴力度强弱不会对军民企业协同创新演化方向产生根本性影响，但适当的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系统正向演化。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军民融合创新理论，为地方政府深化军民协同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近年来，场景赋能居家大件物流配送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日日顺物流为例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和程序化扎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场景赋能居家大件物流配送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机理和路径进行发掘和提炼，结果表明：（1）居家大件物流配送基于“产品功能—服务效用—场景体验”3类配送期望的演变，借助“产品功能化”“服务效用化”以及“场景体验化”的逻辑赋能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2）居家大件物流配送以供应链为基础，以价值链为导向，以场景链为渠道，借助“价值链—场景链—供应链”3链适配赋能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3）居家大件物流配送通过“期望链→意愿链→场景链”的打造，借助“因货—因人—因场”的逻辑转变，利用“配送场景—配送期望—配送情境”的选择性配置赋能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4）居家大件物流配送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的本质是依据用户配送期望演变，借助U2D和C2M进行供应链逆向重构，实现“适时—适地—适人—适感”的配送效用。本文不仅揭示了场景赋能居家大件物流配送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的内涵，而且为对其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中国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桥头堡，和政府“干中学”特色模式下的传统开发区演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然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以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创新能够产生显著而稳健的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因企业控股性质、城市规模、自贸试验区区位和成立批次不同而存在差异。从作用机制看，自贸试验区建设仅能够通过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以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对于增强企业集聚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未形成显著影响。此外，现阶段自贸试验区主要作用于区域内企业创新，对周边城市企业尚未产生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本文在丰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微观效应研究、深化其对企业创新的具体激励机制理解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发达国家普遍实施技术封锁与国内经济增长动能亟须转换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因此，如何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市场化进程推进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对于我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先通过数理模型和典型事实推演自贸试验区建设、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然后运用2012—2020年的地区和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调节效应和机制检验模型等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其所在城市以及省份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政策复制效应；市场化进程显著增强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二者具有协同研发效应，然而，市场化进程子指标对此的调节作用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自贸试验区与市场化进程协同推进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资本错配和提升企业外向国际化，但不能降低地区劳动错配。本文结论有利于从市场化进程角度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同时也为打造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学术创业包括多种类型，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加强学术创业模式差异化成因、相互关系和转换机制的研究，具有理论和政策应用价值。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角色认同、注意力基础观、资源编排等理论，从注意力分配结构、资源编排方式、行为三方面维度，解释学术创业模式差异性的原因。从动态过程视角，探究角色重构与学术创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学术创业多种类型可由学术创业者角色认同、注意力焦点和资源编排方式三个维度特征来界定。学术创业者的自我角色认同是决定其学术创业行为的根本因素。学术创业是一个动态过程，学术创业者在接触和了解市场过程中推动角色重构，选择合适的学术创业方式。角色重构过程中，由于价值导向、资源编排模式转换，促使其学术创业具体方式发生转变。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分析模型解释学术创业模式多样性的原因，以及各类模式的内在关联，描述学术创业模式转换的时序性特征及驱动机制，深化了对学术创业发展规律的认知，对于进一步优化学术创业政策环境具有借鉴价值。

    孵化器是促进创业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孵化器与创业企业的匹配情况对于提升创业企业培育效能、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孵化器与入孵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双边匹配理论分析双方在不同偏好特征下的互选匹配机制并实证检验匹配结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孵化器与创业企业的实际配对结果显著遵循了双边匹配机制，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企业家团队特征以及孵化器性质和实力等特征是双方形成稳定匹配的重要因素；（2）创业企业与孵化器稳定匹配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融资约束在“创业企业-孵化器”匹配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孵化器与创业企业形成稳定匹配有利于提高孵化市场资源供需契合度和构建信任关系，二者之间的稳定匹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为优化创业企业孵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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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由之路，如何发挥财税工具的激励效应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尤为迫切。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与路径。研究发现：（1）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影响对成长期企业、传统行业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地区更加明显。（2）机制检验表明，资金、技术与人才是其影响的三条路径，增值税留抵退税通过纾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以及推动人力资本升级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约束企业策略性行为，显著抑制了税收规避活动。本文研究为税收工具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逻辑提供了经验论证参考，这对后续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完善靶向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直观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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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企业往往是拥有多重目标的复杂决策系统，而现阶段的理论探讨多集中于企业对单一目标的响应。本文以公司创业投资（CVC）作为研究情境，探讨公司投资者在财务与创新这两个重要目标上的期望逆差将如何共同作用于CVC投资的地理距离。以2008—2018年进行过CVC投资的A股企业为样本，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未实现的财务目标推动了CVC远距离投资，未实现的创新目标则抑制了远距离投资。而当两个目标同时出现问题时，如何影响CVC投资的地理距离，则取决于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和所处行业的成长空间（环境丰裕度）。当企业具有较多冗余资源、较高环境丰裕度时，未实现的财务目标会加强创新期望逆差与CVC投资距离之间的负向关系。相反，当冗余资源较少、环境丰裕度较低时，未实现的财务目标会减弱创新期望逆差与CVC投资距离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企业在双重目标下的决策行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CVC在不同绩效表现状态下的地理策略选择。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减少污染”双赢目标的关键。本文以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出发，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在推动绿色创新数量提高的同时，对绿色创新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作用机制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是通过诱发企业短期化行为传递的。进一步分析显示，提高管理层能力和加大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化行为进行纠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证据。

    “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近年来短视频社交平台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和日常娱乐的重要途径之一，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少有学者结合短视频平台特点，深入研究抖音等短视频用户对平台技术的感知和理解及其对用户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关于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的影响也未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得到验证。本文以抖音为例，借鉴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对用户感知个性化、信息窄化、心理抗拒对信息采纳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用户感知个性化会对信息窄化产生积极影响，感知个性化程度高的用户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中。其次，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用户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会降低用户的心理抗拒。该结果表明，短视频平台中，高水平的个性化推荐会降低用户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平台使用成本，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最后，本研究发现心理抗拒在两条影响路径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表明用户对平台算法的感知会通过降低心理抗拒来提高信息采纳意愿。本研究从研究情境、研究变量及研究模型上拓宽了信息采纳意愿的研究领域。由研究结果可知，在探究用户对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感知个性化和信息窄化时，不能完全借鉴以往结论，需单独研究。本研究为平台管理者进一步改善推荐算法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传播界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品牌社区成员间知识分享是保证社区存续的基础,但冲突等不良互动行为对知识分享的影响仍有待考察。本研究借鉴公平理论，构建品牌社区成员间认知和情感冲突对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通过系列实验检验了上述模型。研究发现：（1）认知和情感冲突均负面影响社区成员知识分享意愿，社区成员互动公正感知完全中介上述关系；（2）社区成员赞同负向调节社区冲突与互动公正感知的关系；（3）相比于品牌无响应，品牌响应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互动公正感知对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程度，但不同响应方式的调节效应强弱并无差异。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有关在线社区知识分享前因、在线冲突及冲突管理的研究，同时为品牌社区的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